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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中美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大增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7-02-04 19:45: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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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霸权的竞争上,很难避免不会发生战争。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的言行及政策取向,使中美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大增。

特朗普上台不足半月,已让美国和世界见识了其办事风格。从政治诚信的角度言,特朗普正在一一兑现他在竞选期间的诺言,但对世界来说,他的那些政治承诺,都是让其他国家胆战心惊的。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尚未把他对中国的指控变成美国的国家政策,付诸实施,然而,也正如此,更让世人忧虑,一旦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或者在战略安全上向中国挑衅,会更猛烈,而以中国的体量,也势必会进行对等的反击。

中美关系在奥巴马后期,已呈现高强度的较量。中国向美国提出的“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不获美响应。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后和执政团队对中国的攻击,比起奥巴马政府的高官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他的首席策略师班农将美中关系定义为完全对抗性的,并预言未来5到10年,美中在南海必有一战。

最近几年,我对中美关系不太乐观,鉴于两国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结构性矛盾,在今后10年,两国出现摩擦乃至小规模的军事对抗或者战争,并不意外。

谙熟西方的中国外交官傅莹去年撰文谈了她访美同美智库、学界和战略界接触的印象与感想。她说,中美之间近年的摩擦,美国之所以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原因是美国存在对中国三方面的深层失望: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二是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他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傅莹的这三点概括应该说道出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我们大致可以把中美矛盾分成三个层次,即地缘政治(战略)、经济和意识形态。从地缘政治来看,中美几乎存在全面冲突,从东北亚、钓鱼岛、南海一直到中亚、非洲和拉美,中美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而冲突最严重的,自然非钓鱼岛、台湾和南海莫属,它们将会成为中美战略利益大对抗的几个区域。比如南海,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而对美国不是。其实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南海也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同为核心利益,还是有层次之别。南海对中国关乎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对美国则关乎道义和信誉。在这一带,有着美国众多的盟友或准盟友。美国霸权维系的一个基柱就是盟友战略,换言之,美国对盟友所作的安全承诺是必须兑现的,这涉及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信誉问题,若美国不能兑现——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表明美国的霸权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所以,除非美国承认自己衰落,否则,它一定为会盟友的安全而同中国较量到最后的。

从经济来看,中美之间也存在一系列矛盾。老的矛盾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困扰中美经济关系,新的矛盾如两国双向投资问题。特朗普在他的《跛脚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次强大》一书中就将中国描绘为美国的敌人,称中国破坏美国制造业,从事商业间谍活动,掠夺美国就业机会。但中美之间的经济矛盾,更主要的还是体现在经济体量上的竞争。普遍预计,中国经济赶上并超过美国,大概需要10到15年时间,到时美国就须将占据一百多年全球第一的宝座拱手让予中国。假如中国经济总量超美并稳定下来,这个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强调的是总量而非人均,尽管中国经济赶上美国后,在人均及质量上比美国还要差很多,然而,只要能够稳定下来,人均及质量不足的问题,假以时日,都能得到解决。而总量一旦追赶上,它就是一个飞跃。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说话有分量?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而经济实力迟早是要投射和反映到其他事情上来的。一旦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以庞大的体量和众多的人口,要快速发展军力及其他力量,并非难事。中国周边国家担心的就是这个,美国担心的也是这点,虽然它嘴上不讲,其实它是不希望中国的经济体量超过自己的。美国过去的一个判断失误,就是以为中国至少在未来五十年内赶不上美国,它没料到中国发展得太快,美国至今在经济上采取的一切打压中国的举措,目的都不外乎是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避免中国经济赶上美国。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看,中美的矛盾更是根本的。就像傅莹说的,美国原来指望通过打开中国的大门,但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写好的脚本进行改革;相反,从中国来看,中国并不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但美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自己,总想利用各种机会在中国实施和策划颜色革命,可谓亡我之心不死,所以对来自美国的思想和学说以及任何鼓吹美式民主的做法都保持高度警惕。两者在意识形态这个无声战场上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今是越来越烈。

当然还有其他矛盾,如气候变化、武器扩散等,但主要是上述三个层次的矛盾,它们在两国关系好时表现得相对缓和,在两国关系坏时则表现得激烈,对抗性加剧;反之,也可以说,是上述矛盾决定了两国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好与坏。客观而言,两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调和性差,经济矛盾调和性强一些,这是因为中美经济在长时间里存在互补性,过去美国企业界是中国利益的游说者,但现在美国企业对中国也开始抱怨,对中美关系失望,这表明中美矛盾已经非常严峻。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近年的矛盾加剧,对抗性增强,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这使得原来隐藏在美强中弱背后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美国除了担忧中国的崛起会改变现状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乃非基督教文明的崛起。在美国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在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表露无遗。该书的主题是探讨文明之间竞争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亨氏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未来世界将会形成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对抗基督教文明的局面,后者是由古典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构成的,美国是其代表。而儒教文明强调的亚洲价值观跟基督教文明的上述特征格格不入。亨式在书中还设想了一场发生于2010年的中美之间围绕南海的大战。尽管亨氏把日本划入儒教文明的阵营,把俄罗斯划入美国阵营,这并不符合今天的地缘现实,但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反映和折射了美国战略和思想界根深蒂固的成见,即中国作为一个异质文明的崛起,终将会挑战美国霸权。班农就秉持了亨廷顿的这一思想,将中国与伊斯兰相提并论,认为是基督教面对的两大威胁。

故可说,文明之争或者中美发展模式和制度之争,才是中美最深刻最本质的结构矛盾,前述三层次矛盾不过是这一深层矛盾的外在表现。

美国现在担忧的是,中国会借着经济成就而推销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欧美深陷金融危机的现实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格外具有吸引力。故美国忧虑中国错判形势,以为美国没有力量阻止中国从而对美国冒进出击。美国要遏制中国的这种冲动,让中国认识到,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否则,中国挑战美国成功,中国这套体制比美国模式更受其他国家欢迎,美国将从此衰落下去,这是美国无法忍受的,也是奥巴马称美国只能永远做第一,不能做老二,或者特朗普声称的再让美国伟大的原因。

中国战略学者时殷弘在谈到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时,给出了四种选择:一是中国做历史性收缩;二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与中国有平等权力,并承认西太平洋西部为中国的战略优势;三是双方进行冷战或是准冷战状态的对抗;四是双方直接对抗。他认为前两种情况是和平的,不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美国承认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利益空间,那是最好的结局。故他认为四个可能性中只有第二个对中国有利,其余三个都不行。而当下的状态是处于第三个选择,不排除在某个时间进入到第四个选择,也即中美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在未来几年非常高。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作者:邓聿文 (编辑:林辰)
关键字: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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