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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求“穿出女人味”,可性别模糊才是时装趋势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7-02-15 19:21: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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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辰/文

本月初,一直被冠以歧视女性帽子的特朗普又一次挑动了公众神经,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相对于白宫男性职员仅需保证发型整齐等简略规矩,特朗普要求白宫女性工作人员必须“穿出女人味儿”,且“即使是穿牛仔裤,也要看起来整洁利落”。此消息一经爆出,网友们纷纷在#DressLikeAWoman#的话题下晒出各种工作服照片,手术服、军装、机械制服等照片的回击,不仅强化了特朗普轻佻落伍的性别观念,也延续了百年来男性政治精英对女性衣着的歧视。回顾女性服装近百年的变迁历史,性别置换、弱化性别概念和具有未来感的中性风才是女装潮流,也是数次女权运动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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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惊世骇俗到稀松平常的女裤演变历史

在上世纪初,一些女性出于反叛意识着裤装等“男性化服饰”之前,西方女性的传统正装仍然是由束腰胸衣和曳地长裙组成,前者时常导致女性成年后骨盆变形,甚至难产,更重要的是,如此着装所带来的行动不便,不单单束缚了女性的日常活动范围,也让其远离劳动,进而丧失经济独立和公共话语权力。

不过,伴随着19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反对女性智力在天然条件下劣于男性、争取同工同酬和平等政治权利的呼声刺激着女性裤装应用范围的扩张。1910年左右,女性穿着裤装骑马或骑自行车将不再是违法行为。这是面对女性群体的第一次裤装解禁。因为在此之前,女性着裤装仍然是个别人士的特权。

美国第一位女性军医玛丽·沃克曾在南北战争期间为治疗方便穿着男裤,而其战后一直保持穿着裤装的习惯使其遭到拘捕,当时的国会在对女性是否该穿着裤装没有达成共识,最终妥协般给予玛丽·沃克个人在进行医疗工作时着裤装的特权。因此在一战前,着裤装的女性仍然属于前卫大胆的先锋派、边缘人,而非当下司空见惯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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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至二为上世纪初风靡的束腰长裙,图左三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军医玛丽·沃克,图右一为好莱坞明星玛莲·笛特瑞,其因在巴黎街道穿着长裤,警察局以“有伤风化罪”拘留。)

但一战爆发后,男女比例的失调和繁重的社会重建任务让女性不得不承担起公共社会的压力,也获得了进入原本由男性垄断的专业领域的机会。而裤装作为工作制服的实用需求为女性放弃长裙正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现实合理性,可“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把思想塞进别人的头脑中”,大众对女性裤装的理解仍然停留于必要的工作制服层面,普遍性的女性裤装时代仍未到来,但艺术家热衷的性别倒置挑战,赛马、滑雪运动中部分运动员对女性穿着裙子乘坐滑雪橇或参与马术运动的抗议,以及家居睡衣和海滩睡衣设计里对男性裤装的借鉴,让女性成为“男性中的一员”的呼吁愈发旺盛,露出同样面积的皮肤和腿部形状不再是备受攻击的道德瑕疵,而是男女平权最直观的落脚点。

1932年,好莱坞明星玛莲·笛特瑞在巴黎因身着长裤行走,被警察局以“有伤风化罪”拘留,虽之后迫于女权人士的抗议压力而释放,但来自男性群体、公权力和大众舆论的阻力依旧与女性身着裤装的尝试较量呈现着犬牙交错的状态。

二战前,好莱坞影星格雷塔·嘉宝和凯瑟琳·赫本引领了一股高腰宽大、多褶皱、在侧面而非正面开口拉链的女裤风潮,而平底鞋和不化妆的搭配也让造型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男性视角的意味。

尽管二战中人们仍只承认女裤在工作制服中的存在空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曾在本土军女子辅助服务团期间穿着机械师工作服),但由于战争结束后重建工作的开启和美式牛仔服作为工作服的崛起,实用主义范畴下的女裤不仅逐渐被接受,也产生了审美渴求。西装裤、背带裤不单单被运用在工作场景下,让实用走向流行成为设计师们抓住战后复苏机遇的关键。牛仔服摘掉了大萧条时期穷人印象的标签,成为休闲服饰;凸显女性苗条身材的卡普里裤也出现在沙滩上,回击着衣着不端的指控;而战后婴儿潮一代所创造的反叛文化和新生活方式则正式让女裤大行其道:1965年,裤装的产量正式超过了裙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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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二战期间身穿机械师工作服,图左二为《唐顿庄园》中提倡女权的三小姐第一次穿上裤装,引发众人讶异的场景。)

或许是女裤从伤风败俗走向平淡无奇,法国穿着女式长裤被视为违法行为的法律直到2012年一月才被取缔,虽然这则条文早已失去了可操作性而落入冰窖,但正如强调正式废除该条文的呼吁所陈,“这条法令的象征意义可能会削弱我们的现代意识……法国的宪法及法国对欧洲的承诺书中明确列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这项法令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

引领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女式权力着装

作为自1960年代开始的第二波女权运动浪潮,剥离女性附属于男性的意图也表现在了女式权力着装(Power Suit)的诞生中。事实上,早在1930年左右,男士无尾半正式晚礼服(Tuxedo)就曾被添加女性元素改造用于演出表演。而Chanel也在同时期小范围推出过定制女式西服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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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和右一为当下Yves Saint Laurent吸烟装的新款式,图左二为设计师Yves Saint Laurent本人,图左三为摄影师Helmut Newton1975年为《Vogue》拍摄的照片,而这则照片已成为吸烟装最经典的代表性影像。)

不过,让女士西服声名鹊起的还是Yves Saint Laurent于1966年推出的女式吸烟装(Le Smoking),当女性穿着吸烟装而不再像着裙装时无法迈大步行走时,效仿男性作风的中性立场满足了部分女性在性别竞争时气场压制渴望,尽管早期的吸烟装注入了二战后风靡的Dior New Look中纤细腰肢的手法,来刻画女性优雅身段,但宽肩和简洁利落的剪裁,则与期望在匮乏战争后复苏“华丽,装饰,女性化”女装的部分设计师背道而驰。也正是如此,女式西装从平肩掐腰到变为宽松腰身、长度加长、下摆加宽,再到领口变大,长度直至臀围线上,乃至如今的超大号、无性别结构比例和棱角分明的肩膀压线,都彰显了女性摆脱物质和意识双重束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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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至三为Neil Barrett2017秋冬成衣系列,图右一至三是以女权主义为主题的Victoria Beckham2017秋冬成衣系列)

女性政治家倾向于将一丝不苟的套装作为造型主打,并通过颜色和配饰中和这种自带公信力和权威的硬朗作风的着装套路,也反映了舆论对女性政客天然的怀疑和抵触需要前者同时顾虑进攻性和冒犯性,而男性似乎不太需要考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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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身穿权力着装会面的场景,图左二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图右一为上世纪迷你裙上市时,社会反响不一。)

除了穿上效仿男性西服的吸烟装,1965年迷你裙的诞生和盛行也是女性斩断露肤行为和伤风败俗认定联系的尝试。毕竟,最初反对女裤的原因之一就是裤装会显示出腿部形状,而膝盖以上的超短裙则直接将若隐若现的形状转化为裸露的躯体

正风靡的女装男穿和“雌雄同体”

也许夸张的垫肩和超大号女式西装与超短裙是女性反抗固化性别意识的极端表达,但模糊性别取向作为时装风潮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对女装的拆解,女装男穿,隐藏性别的雌雄同体正成为男装体系中不断扩大的势力,甚至成为反平庸、刺激消费、重塑品牌调性的利剑。

例如,为Dior呈现歌剧般的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设计师John Galliano,就常在秀场谢幕时展现自身“妖娆风流”的一面;而Marc Jacobs早在担任Louis Vuitton设计师期间,就常常公开穿着裙装,也让身为男性的他被称为“时尚圈最爱穿裙子的设计师”。最近的例子则是上任不过两年的Gucci设计师Alessandro Michele,其为品牌男女装统一的浪漫主义色彩,通过高饱和的颜色搭配、花朵和动物图案的运用等柔美繁复细节,直接一扫接手前的业绩阴霾,和外界对其过于“阴柔”男装设计的怀疑,使得品牌2016财年所有品类在除日本地区以外均实现双位数的业绩攀升,全球销售同比增长12.7%,第四季度的零售收入更是录得28%的惊人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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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至二为Gucci2017春夏成衣系列,图左三至四位Gucci2016春夏成衣系列,图右一为Marc Jacobs身着裙装公开现身。)

可见,打破常规寻求自由的内心渴求不单存在于摆脱柔弱含蓄偏见的女性着装体系中,也打破了以暗沉色调体现男性稳重强势的服装传统。服装艺术为社会思潮捕捉,正如吸烟装的问世为第二次女权运动提供了可视化的载体,在性别歧视仿佛被披上反政治正确的光环被大肆宣扬后,以多元主义为基础价值的时尚界并未沉默。

先有Dior历史上首位女性创意总监设计的标语T恤——“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被参与“女性向华盛顿进军”(Women's March OnWashington)游行中的女演员穿着,后有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主席Diane von Furstenberg针对特朗普的一系列激烈言辞表示“时尚产业始终是美国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美国的包容性、多元化等价值追求,而我们还将继续坚定支持这样的追求。”紧随其后, BoF创始人兼主编也发起#TiedTogether(“心系彼此”)活动,号召从业者在时装周期间“系上一条白色方巾,表达您愿意相信人类社会不同群体无论种族、性取向、性别和宗教,命运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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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为Dior秀场中展示的“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标语t恤,图左二为娜塔莉波特曼身着前款服饰参与游行场景,图右一为Prabal Gurung2017秋冬成衣系列谢幕look中的“The Future Is Woman”标语t恤。)

而这番倡导以视觉效果输出团结包容立场的活动也获得了时尚产业的积极响应。上周末,以“庆祝美国多样性”,向美国梦致敬的美国头牌Calvin Klein在脱胎换骨后,首次发布大秀。其适宜中性男女风格的设计,辅佐以公开承认双性恋歌手的配乐《This Is not America》,克制又直白的表达了品牌对性别模糊取向的推崇,以及对尊重跨性别生活方式的多元价值理念的坚持,尤其是在当下,如此呈现更有超越纯粹服装艺术的影响力。政治宣言在秀场间似乎不绝于耳,Mara Hoffman大秀以一段“公正、人权、平等”为主题的诗朗诵开场,Prabal Gurung在谢幕时则引用标语“The Future Is Woman”。对此,我们似乎难以再用“形式大于实质”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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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至三为Calvin Klein2017秋冬成衣系列,图右一至三为Giorgio Armani2017春夏高级定制系列。)

结语

性别歧视一直是特朗普政治态度的硬伤,但这又何尝不是千百年来社会规则的顽疾?即使女权运动早已绵延百年,但性别偏见所伤害的不单单是“弱势”的女性,每一个困窘于僵化性别概念的个体都会被这种力量所霸凌,有时它来自于外界的纷扰,有时却来自于内心的畏惧和羁绊。服装在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时,第一顺位的将不是性别归属,毕竟在女性、男性和跨性别人士前,个人特质、富含个人诉求的愿望才是标的,而这些内容或许有着性别规律,但所谓经验,应被用于参考,而不是成为压制的牢笼。

服装也许是女权主义语境下最不值得一提的话题,相比家暴和性侵犯罪等迫切性更强的议题,舆论更可能将服装作为女性消费主义人格的注脚,如同某小品中那位失去生育能力主动离婚的妇女所言“丈夫就是付账”,女装的取悦对象也总被认为是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第三方。但当全球于家暴、堕胎等事项里出现女权保护的倒车形势,男女差距最不显著、女性力量主导性更强的时尚产业,其设计在此刻对现实的回应将不仅承载着时装产业自身发展的野心,也将作为女权意识的表达前沿向公共事务中的媚俗倾向发出真实抗议。

【作者:林辰】 (编辑: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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