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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资金冻结,美国制裁仍在,伊朗希冀搭上中国这班车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7-05-18 13:50:47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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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在竞选集会上。竞选对手批评称,伊核协议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外来投资和经济回报。图/AFP

伊朗不仅没能收回在受制裁期间被冻结在海外的资产,更严重的是来自美国单方面的制裁压力始终笼罩在对伊朗市场感兴趣的外国投资者头上。鲁哈尼上台之初承诺的经济改革成为无源之水。

《财经》记者 郝洲/文 袁雪/编辑

5月19日,伊朗将迎来新一届总统选举。

四年前,得到国内改革派支持的鲁哈尼肩负起了结束伊朗长期孤立状态、带领伊朗重归国际社会的重任,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在2015年7月与六大国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下称“伊核协议”)。两年过去了,伊朗不仅无法收回在受制裁期间被冻结在海外的资产,更严重的是来自美国单方面的制裁压力始终笼罩在对伊朗市场感兴趣的外国投资者头上。鲁哈尼上台之初所承诺的经济改革成为无源之水。

鲁哈尼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强硬保守派的候选人,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他也颇有微词。就在鲁哈尼4月30日为伊核协议辩护,称该协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并改善了伊朗的国内外环境”之后,哈梅内伊公开讲话称,并不是鲁哈尼团队的努力帮助伊朗降低了战争风险,而应该归功于伊朗人民的不懈斗争。伊朗政府在2015年参与的联合国“教育2030”行动计划也在总统竞选期间被哈梅内伊拿出来批评,他认为负责监管文化改革的机构应该对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入侵“保持警惕”。

一直在平衡国内各派势力的哈梅内伊似乎有意将天平向强硬保守派一侧倾斜。

实际上,伊核协议仍是鲁哈尼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本。尽管他的竞选对手在鲁哈尼如何兑现核协议中的条款、如何为伊朗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如何让精英阶层缴纳更多税款等问题上频频发难,但就核协议本身,各方并无异议。各候选人均表示一旦当选将继续遵守核协议。

鲁哈尼之前的四任总统都获得了连任,最高领袖以及伊朗人民是否有耐心再给鲁哈尼四年时间为本国带来改变,答案将在5月19日揭晓。

宗教正统人士的挑战

让鲁哈尼受到攻诘的主要原因,是伊核协议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外来投资和经济回报。

自2015年7月协议达成以来,来自欧美国家的商务考察人士频频造访伊朗,但真正落地的项目少之又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欧洲的银行仍然受到来自美国单方面的威胁和压力,不敢全面放开对涉及伊朗的项目融资渠道。

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石油集团在2016年底曾联手中石油,与伊朗达成开发南帕尔斯天然气田的项目协议,总投资额为48亿美元。随着美伊关系再度紧张,2月道达尔宣布将等到今年夏天再作出是否投资的决定。伊核协议达成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取消与伊朗核问题相关的制裁,该行政命令期限为18个月,到期后需经特朗普重新签署。

受制裁期间,伊朗有大约1500亿美元的资产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根据核协议的规定,这些资产将归还伊朗,不过美国财政部仍根据国内的对伊制裁法案给欧洲的大银行和财团施加压力,不允许它们对伊朗放款。

这些伊朗无法拿回的海外资产还有缩水的风险。2016年4月,美国决定从伊朗央行被冻结在纽约花旗银行的资产中拿出20亿美元用以补偿在1983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贝鲁特营地爆炸案中和1996年沙特阿拉伯胡拜尔大厦爆炸袭击案中死亡士兵的家属。今年3月,一个由“9·11”事件中遇难美国人家属组成的诉讼团又向卢森堡当地的一家法庭提出控诉,要求冻结伊朗央行在卢森堡的16亿美元债券,但遭到卢森堡的拒绝。

在伊朗2016年-2021年的五年经济发展规划中,年均经济增长目标为8%。

伊朗计划每年引进的外部投资达到300亿美元,尤其是伊朗老旧的油气田生产技术和设备,在未来十年的投资缺口高达1800亿美元。在目前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下,这些目标很难达到。

哈梅内伊3月表达了对鲁哈尼政府经济表现的不满,认为鲁哈尼应该朝着“独立自主的经济”方向努力发展。鲁哈尼未能解决的国内高失业率亦遭到了竞选对手的诟病,他自己也承认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表现不佳:“政府在过去几年中总共创造了2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300万人失业的困境。”

除了失业率略有攀升之外(从2016年的11%到目前的12.4%),伊朗的经济表现仍有进步,只是未能发生核协议刚达成时人们期望的飞速发展。

3月底的数据显示,伊朗2016年的通货膨胀率为9%,这是伊朗在过去26年中首次将通胀率控制在个位数;从2015年底到2017年3月间,也就是核协议达成之后,伊朗获得外国直接投资超过120亿美元,而在鲁哈尼担任总统之前,伊朗获得的投资只有这个数字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伊朗应收回的石油账款部分得到了清偿;而且制裁解除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得到恢复,到2016年底已经超过了280万桶/天,是伊朗1979年革命以来的最高值。

在大选中,鲁哈尼面临的最强劲对手是57岁的宗教人士莱西(Ebrahim Raisi)。莱西在一年前还不太为人所关注,但是正统的宗教教育背景、代表其穆圣后代身份的黑色头巾都证明其在伊朗的宗教体制内拥有绝对的正统身份,与前总统内贾德一样,莱西的关注点放在农村和穷困人口上。去年2月底,莱西再次入选专门推举和监督最高领袖的专家委员会。几天后,他又被哈梅内伊任命为马什哈德的Astan Quds Razavi基金会主席,这是伊朗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基金会,每年的现金流可达上千亿美元,掌控着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的主要经济活动。

由强硬保守派组成的“伊朗革命力量人民阵线”非常希望拉拢莱西,让他来代表其利益和声音。强硬保守派的算盘是,如果莱西当选,内贾德政府时期的很多官员会被重新启用,例如前核问题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和石油部前部长罗斯塔姆·卡塞米。目前,莱西在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并称自己是一个“跨派别的代表”。

特朗普会怎么做

打破欧美国家投资伊朗困境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在于美国能否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曾在美国学习生活超过20年的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穆罕默德·马兰迪对《财经》记者说,在执行核协议的问题上,伊朗从未曾怠慢,但美国不断抬高要价。

4月19日,美国国务院在递交给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信函中证实,伊朗完全遵守并执行了伊核协议。但没过几个小时,国务卿蒂勒森补充说明称,伊朗“仍然是一个通过各种平台和方式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因此在总统特朗普的命令下,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组织跨部门对伊核协议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进行全面的再评估工作。

与此同时,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鲍勃·科克牵头的几名议员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法案,针对伊朗的支持恐怖活动以及非法武器销售等行为进行制裁,他们希望推动该法案在5月底前得到通过。

马兰迪认为,目前伊美关系僵持的根源已不是伊朗的核计划,而是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抵抗组织、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以及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等,都是美国眼中的敌对势力。

美国对于伊朗的敌对不是从特朗普上台开始的。“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国内就孕育着一股强大的反对伊朗、反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力量。”美籍伊朗人协会的主席特里塔·帕尔西告诉《财经》记者。

在伊核协议通过后,美国接连出台了对伊朗的抑制政策。奥巴马首先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免签计划”,其中规定,在过去五年中访问过伊朗(也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地区国家)的游客,将不能享有免签访问美国的待遇,因为伊朗仍然被美国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到2016年3月,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继续扩大了对伊朗参与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员和组织机构的制裁名单。接下来参众两院在2016年12月通过了范围更加广泛的“对伊制裁法案”(Iran Sanctions Act),制裁范围包括伊朗支持恐怖主义、跟导弹研发相关的行动等。尽管奥巴马拒绝签字,但最终该法案还是成为美国法律,有效期为十年。

“伊朗依然坚持执行核协议是不想给美国留下破坏协议的口实。”马兰迪说。

今年2月,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彼得雷乌斯在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称,终止伊核协议将会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上遭到孤立,因为伊核协议并不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签署的,还包括中、俄、英、法、德五个国家。

另一条路——“一带一路”?

在美国短期无望彻底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欧洲国家因此投资踌躇的背景下,伊朗Shahid Beheshti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沙利亚蒂(Mohsen Shariati Nia)对《财经》记者表示,伊朗全国上下的共识是应该搭上中国这一班车。

从国内发展和国际可利用资源的角度而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伊朗目前的发展状况比较吻合,而且在受制裁期间与中国结下的政治关系也使伊朗对中国有天然的好感。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伊朗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哈扎伊认同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不过,伊朗高层虽然对“一带一路”的构想和愿景十分认同,但到操作层面,仍有很多疑惑,首先就是中国的战略目的。

曾细致研究过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史的沙利亚蒂说,中国经济正在从最初的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进行低端简单生产向提升自己在国际产业价值链条中的地位转型。

“中国官方一面称‘一带一路’是出于经济目的,一面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政治和安全局势动荡的巴基斯坦以及瓜达尔港,这让伊朗感到困惑。”因为作为巴基斯坦邻居的伊朗,“看不到这些在巴基斯坦的大型项目有长远的经济效益前景”。

中国在2014年提出了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计划,根据巴方统计,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总投资额将超过460亿美元。

由于不能理解“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大部分伊朗学者和官员倾向于把“一带一路”理解成一个大型文化交流项目,“因此缺少足够的动力与中方进行沟通和对接”。

伊朗还认为,在维护地区稳定、反对恐怖主义方面,伊朗对于中国而言是比巴基斯坦更为可靠和强大的伙伴。现在伊朗的宗教界已形成一种共识,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应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地区分裂、毒品泛滥等问题的根本出路。此外,伊朗国内并不存在内生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因素,伊朗的安全力量是抵挡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一道重要屏障,也有众多反恐和少数民族管理经验可以与中国共同分享。

“伊朗更希望中国选择伊朗而非巴基斯坦作为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主要通道。”德黑兰大学的中亚研究学者阿米尔艾哈麦迪安(Bahram Amirahmadian)说。

(本文首刊于2017年5月1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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