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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新加坡还值得中国学习吗?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7-06-16 15:44:46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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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第一家庭的内讧让我们许多人又多了一份嘲笑他的理由。中国人对新加坡,可用“爱恨交加”来形容,“爱”是因为新加坡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在谈到新加坡时,很多人不自然地在感情上有一份亲近;“恨”是因为在关键的站队外交中,新加坡却并不站在中国一边,甚至在一些事情上还对中国落井下石或者恶语相向。因此,有关新加坡的对华消息,常常会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不过,这次第一家庭的内讧同中国无关,纯粹是这个城市国家的内政。甚至内政也谈不上,是人家的家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弟和妹妹李显扬李玮玲日前在Facebook发表长达六页的声明,指控他们的这个兄长和妻子滥用权力,甚至要扶持自己儿子进入政坛,李显扬还称,在合适的时候他要离开新加坡,移居他国。这不是两人第一次指控李显龙。事情虽然是由对李光耀故居的不同处置引起,但也涉及到政制之争。

此次第一家庭的内讧成了新加坡关注的焦点,自然在中国广受瞩目。李显龙对弟妹的指控进行了回应,从新加坡民众的反应来看,多数支持李显龙,看来,这位总理在新加坡还是人缘颇好的。

我不想过多谈第一家庭的内讧,还是说说中新关系。开头讲了,中国人对新加坡是“爱恨交加”,这样讲可能有些言重,因为到今天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我相信多数民众对新加坡可能是瞧不起,认为新加坡那么个“屁大”的国家,怎么有资格和中国“平起平坐”,说中国的不是呢?

中新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敌到友,从不正常到正常的过程,中间自然免不了磕磕碰碰,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新加坡自建国后,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视,曾经与中国为敌,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两国才化解了敌意,不过,李光耀访华后,对中国的看法也由原先的有些惧怕变成瞧不起。也因此,在中国改革的早期,新加坡充当了某种程度的“窗口”和老师的角色。那时的对华投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和新加坡。两国还在苏州合办了一个工业园,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后两国关系升温,在本世纪初期,大批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受训,学习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模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市长班,专门培训中国的市长和书记,一直到现在还在办。

除此外,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也曾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热潮,一些学者主张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党执政”模式,以及新加坡的法治。以至于前些年全国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团不计其数。

不过,近年来,中国对新加坡的热情降温。理由大概有以下三条:一是除了投资和工业园建设外,其他的如社会管理和政制学习,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明显;二是两国遇到了一些互信障碍,新加坡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某些事情上,没有和中国相向而行,而是和中国唱反调;三是中国的全方位开放自然也使得新加坡的桥梁和窗口作用减弱。这点也适用香港。上述几个因素,特别是第二点,导致新加坡在中国民间口碑和形象变得很差。民间开始对新加坡起了不屑和厌恶的表情,这多少影响了近年的中新关系。

那么,中国今后是否还要学习新加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换成新加坡是否值得中国继续学习和效仿?

理论上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小也有小的优势,不能因为小,就认为人家的经验不值得学习。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其面积还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区,它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被人抛弃的国家,发展到今天人均GDP差不多是世界第一的国家,当然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并不是每个小国都能取得新加坡这样的成就。很多比新加坡还小的国家,现在还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新加坡能够做到必有它的诀窍。对此,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我就不重复了。

但另一面,从学习的效果来看,我们并没有听到或看到,哪个地方学新加坡学得很好。原因就在于,两国的国情和政制差异太大。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新加坡没有,如何用新加坡管理社区的方式来管理农民工?再如前些年喊得很响的高薪养廉,新加坡能做到,可我们做不到,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官员数量太多,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更在于,中国的官员跟新加坡官员的福利结构不同,我们的官员有很多显性和隐形的福利,新加坡则没有。又如,新加坡的议员接访日也一度受到我们推崇,可我们也有信访和官员接访,但为什么起不到新加坡那样的效果,原因是两国的政制不一样。

所以,新加坡的经验不好学,简单地把他们的做法移植过来,很可能变形走样。

坦率地说,我是反对把新加坡作为榜样来学习的。与其学新加坡,不如学韩国或者日本。因为作为学习的榜样,后两者其实更适合我们。

现在,第一家庭的内讧让我们看到新加坡体制也有不好的一面。但相对来说,新加坡在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等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比如,新加坡有反对党,其议员和政府领导人是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人民行动党虽然长期执政,但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特权,宪法并没有规定它是执政党。新加坡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法治实施之所以做得比一些发达国家还好,跟它的社会制度和政制结构是分不开的。

这样一套东西,即使是其他国家,也很难把新加坡的经验复制过去。因此,我不主张学新加坡。在充当中国的师傅角色上,新加坡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作者:邓聿文 (编辑: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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