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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淼:行政执法应坚守“比例原则”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7-09-07 13:39: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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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段53秒钟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关于“民警摔抱孩妇女”事件引起民众的热议和官方的高度关注。该事件是:9月1日上午,上海松江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朱某带领一名辅警在松江涞坊路、九杜路路口东200米处,对一辆停留在人行道上的小轿车开展违法停车整治,受到妇女车主张某(怀抱一儿童)过来阻止。民警朱某,未顾及张某手中怀抱儿童的安全,采用粗暴的方式将其控制,致使张某怀中的儿童跌落在地。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公安局和松江分局迅速调查处理。经调查认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阻碍执行职务,但民警反应过度,未顾及张某怀中儿童的安全,超出了合理限度,造成了不良影响。

9月2日,视频传播的第二天,就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民警朱某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当事人张某作出警告的处罚决定,同时向儿童母亲询问儿童的伤势情况并致歉。上海警方对此事反应和处理快速,处分处罚得当,一码管一码,特别对当事人张某只作警告处罚,同时高度关切儿童的健康,值得点赞。

上海警方在处理民警朱某时认为,虽然当事人违法,但妇女当事人手抱幼儿,民警执法时反应过度,未顾及张某怀中儿童的安全,超出了合理限度。这里的“过度”、“超出合理限度”,都涉及到“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德:Grundsatz der Verältnismäßigkeit)属于法治原则的范畴。它要求行为手段必须与行为目的相协调,“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不要为煮一个鸡蛋而烧一幢房”。这一具有公法帝王条款、皇冠明珠的美誉的原则又包含了三项子原则,即适当性、必要性和利益衡量原则。

适当性原则(Geeignetheit)旨在解决目的与手段关系,要求手段必须为能够实现立法目的而设定,而不该走到目的的反向。

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旨在解决手段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当有多种手段可实现法律目的时,一定要选择最小侵害公民利益的手段。

利益衡量原则(Interessenabwägung)旨在解决目的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当实现某种法律目的与其他法律目的冲突时,要进行利益衡量,然后决定是否选择该目的。如果说前两项原则是解决如何做的问题,那么,第三项原则是解决做与不做的选择。

比例原则在国外可以追溯到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公元1215年公布)的规定,人民不得因为轻罪而受到严惩,并成熟于德国的公法理论。中国法治上的合理性原则、适当性原则都是比例原则的体现和表达。

在国家治理,特别是在行政执法中,坚守比例原则是必要的。执法中的任何制度和措施都要作利益衡量。各项措施都有利有弊,不能为推行某一措施而只讲利不讲弊,也不能为否定某项措施而只讲弊不讲利。

决策要经利弊衡量而定之。也不能只讲目的不讲手段,也不能只讲任务的完成而不讲成本核算。万事不能过度,正确的事情推至极端,都可能走向反面。法谚说:法的极端不是法(Apices juris non suntjura),法之极乃不法之极(Summumjus plerumque summa est injuria; Summum jus summa injuria)。要防止“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杜绝简单的“一刀切”执法。

而仅就上述“民警摔抱孩妇女”事件而言,该妇女当事人即便构成违法(阻碍执行职务),但对其实施制止违法措施,必须与儿童(不,是幼童)的安全进行衡量,也得以保证幼童的生命安全为上。我们希望这类事件不再发生。所以,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应当坚守“比例原则”。

作者是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

【作者:胡建淼】 (编辑: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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