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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近千出租大院清拆 外来人口将落脚何处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7-11-16 19:33:23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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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北京全城进行“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近千个出租大院被清理拆除,原居住于此的外来人口将落脚何处?

《财经》记者 熊平平/文 朱弢/编辑

环卫工人崔玲(化名)在北京工作了十年,如果南四环外的久敬庄57号院不拆除,她和爱人仍会租住在那间8平方米小房间里。如今,他们将搬到五环外南小街暂时落脚。在丰台区刘家村经营餐馆的明珠(化名)也要放弃经营多年的面馆,谋新的出路,她所在区域不复有往日的人流,周围的市场、出租大院全部清空,稀稀落落的人群也让她的生意难以为继。

崔玲和明珠是在北京谋生多年的外乡人,在北京的人口疏解大潮中,都面临着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北京的选择,经过权衡,二人都选择留在北京,未来何处落脚,成为他们要面对的困恼。

无论是北五环外的天通苑,还是南四环外的大红门,都上演着类似的景象:挖掘机、运货车忙碌作业,大片的房屋被拆除,从前的出租大院成为一片废墟。2017年以来,北京全城进行“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城乡结合部的近千个出租大院被清理拆除。

外乡人谋生不易

崔玲38岁,山东郓城县农民,十年前同丈夫一同来到北京谋生。“家里种粮食挣不了钱,北京有工作机会,我们村很多人都在这里工作。”崔玲说。

为了省钱,她租下了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的久敬庄57号院的一间平房,8平方米,每月租金600元。

崔玲的工作是清扫马路,月工资2500元左右,丈夫的工作是操作车床生产线,每天加班,如果不缺勤每月可拿到4000元。除掉房租和生活费,以及在老家读书的两个孩子的上学生活开支,夫妻俩每年能存下2万元左右。这是崔玲夫妇来京谋生的最根本动力。

久敬庄57号院位于南四环外,是丰台区著名的外地人聚集地,据估计租住总人数过万人,遭到清理拆除后,租户们像崔玲夫妇一样,向更远的地方寻找安身之所。

崔玲告诉《财经》记者,丈夫的工厂也因周边批发市场的停业、搬迁受到影响,基本没有订单,工厂将搬到河北。

与久敬庄57号院相同命运的出租院不在少数,明珠所在西南三环外的新村街道刘家村也在清理出租大院及民房。

明珠是河北人,53岁,22年前来到北京打工,夫妻二人现在丰台东路一出租大院旁经营面馆近十年。明珠说,这20年在北京干过很多活,卖菜、送货、扫楼道、当工厂工人,最后选择做餐饮,因为周边人流大,一家人挤在餐馆后房生活,每年能攒下近10万元。

这些年含辛茹苦,让明珠最引以为傲的是儿子摆脱了父辈的命运。夫妻二人将儿子送到南方一所重点大学读书,儿子现已经毕业,在南方找到了工作。“我还给儿子在他所在城市买了一套房,虽然在郊区,但好歹不用租房,比我们强多了。”

“清理整顿,不出租勿打扰。”一块醒目牌子挂在明珠面馆旁边出租大院的门前,走进大院,所有房间都已搬空,保安室门前黑板上写着“剩余租户请于10月13日晚搬离,上级单位会将所有房间贴封条,贴封条后室内不能进入”。

明珠告诉记者,面馆承租的门面属于经营性商铺,没被清理查封,但昔日邻居一个个都搬走,他们的生意也日益惨淡,唯有搬到他处。

据2017年2月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2%。北京这一轮人口大疏解,受影响最大群体便是这807.5万外来人口中的低技能劳动人口。

崔玲称自己没有退路,必须继续留在北京谋生。“不是我们不愿意回家,主要是老家没有挣钱机会”,崔玲在老家的两个孩子每月都需生活费以维持学业。还有另一层原因使他们难以离开北京,“我们两人在北京交了八年的社保,如果回老家或外地,转社保的手续繁琐,外地的养老金也都没有北京高。”

明珠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继续留在北京,虽然未来的生活成本将增加不少,生活压力更大。

出租大院的历史

整治城乡结合部是北京2017年至2020年“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十项重点工作之一,清理、拆除出租大院是该项工作的核心。

崔玲此前租住的大红门久敬庄地区经数次拆建,见证了北京近30年来多次控人浪潮。“以前上下班高峰时,通久路满是人流,夜间57号院灯火通明,外边街道都是吃东西、遛弯的。”一位居民回忆起久敬庄57号院往日情景。如今站在该大院地址上,一片废墟,房屋拆除后的固体垃圾全部覆盖上了绿色苫布,其间浮现的残破家具证明了曾经的居民生活景象,远处的挖掘机在浓雾中作业。

久敬庄57号院位于丰台区和义街道,南四环路与五环路之间,占地面积145.4亩,是北京市民政工业总公司下属企业北京市精佳园机械厂属地。2008年厂方开始出租厂内土地,承租人陆续建设了大量出租屋,经过近十年发展,形成5个出租院。因为久敬庄57号院与四环内外的多个批发市场距离均在2公里内,房租便宜,最多时吸引了约1.5万人租住于此。

丰台区和义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士表示,经过两个月的疏解,久敬庄57号院已全部清空并拆除,未来将在拆除的大院上建设养老院和已经规划的久敬庄路、天坛南路。

据久敬庄57号院不远的北方世贸轻纺城是北京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曾经是大红门商圈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目前关门停业,门口放置着沧州明珠国际轻纺城大幅招商海报,市场负责人透露,轻纺城将搬迁至河北沧州。

当地人告诉《财经》记者,久敬庄地区素有外地人聚集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允许劳动力流动时,大批浙江人来北京第一站就是久敬庄地区。”

上世纪80年代初,只有少数浙江人在南苑地区做服装加工,后由“师傅带徒弟”“先走带后走”,逐渐发展壮大,从海户屯到周围26个自然村,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从马家堡到成寿寺,南城聚集了10万浙江人,被称之为“浙江村”。

1994年,温州人在久敬庄建造了供外来人居住的金瓯大院,并成为当时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出租大院。大院占地60亩,建房1000多间,可容纳3000余人。金瓯大院建造者卢华飞曾对媒体称,金瓯大院在当时探索出了一套治安管理与产业集群的管理模式,居民日常生活遇到问题由“院主”负责解决,并建立了大院管理委员会,下分若干组,设有财务、治安调解、消防、电工维修等,还聘请了17位专业保安人员。同时,他将大院按经营情况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如夹克、时装等。

在当时,这套管理模式不仅解决了外来人口治安问题,还为产业聚集提供了优势区位条件,因此,类似于金瓯大院的院子在全北京迅速复制。

政策在1995年出现了变动,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多份关于全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文件,北京首当其冲。在持续的清理运动中,金瓯大院被拆除。但此后数年,却形成“清理—搬离—回潮—再清理”的循环。久敬庄57号院正是在过往多次清理中幸存下来的。

当地多位老居民见证了外来人口大院的兴衰,在他们看来,外来人口的需求还在,只要有空间,外来人口还会聚集,新的出租大院可能再次形成。

公开资料显示,在全北京城,类似久敬庄这类规模巨大的出租大院有50多个,数百人的中小出租院有上千个。

人太多了吗?

按照政策预期,疏解人口是为了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公共资源紧张、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

然而,不少研究城市规划和治理的学者认为,疏解人口与治理“大城市病”之间存在矛盾之处。

水资源是北京市控制人口规模的主要依据。据2017年9月29日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第十四条,“按照以水定人的要求,根据可供水资源量和人均水资源量,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指出,2001年至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由1385.1万人增长至2170.5万人,GDP总量由3708亿元增长至23014.6亿元,全年供水总量由38.9亿立方米减少至38.2亿立方米。即人口增长57%,GDP增幅达521%,但城市总水量不升反降,其中工业用水量、农业用水量均大幅度下降,生活用水量虽有增长,由于居民用水量有规模经济特征,其上涨幅度却远远小于工农业用水量下降的幅度。“2016年北京的农业用水量相当于800万居民的用水量”,陆铭称,“即使以水定城,北京的人口也可以上升到3000万以上。”

“城市承载力是一个伪命题。”陆铭表示,“洛杉矶就是一个沙漠城市,城市80%供水量由外部运输,但它依然发展得很好。”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亦表示,用资源条件研究城市承载规模的方式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完全是由资源条件建起来的,是按市场条件建起来的,而且市场机制对城市发展作用比资源的作用更大,“关键要看市场,只要有吸引力,城市多可以做大。”

多位学者表示,通过疏解人口治理大城市病是逻辑悖论。比如大气治理,只有三分之一的污染是北京自己造成的,其他则是河北、天津等周边工业区的输入,空气污染与被疏解人口并无必然关系。陆铭还提醒,一个河北人在北京谋生多从事服务行业,如果被疏解回乡,由于产业结构差异,多会从事制造业,“这么看更是增加了污染排放”。

疏解人口的另一个动因是缓解交通拥堵。“根据世界经验看,越疏散交通越拥堵。”陆铭说。

从目前的人口疏散效果看,是将中心城区的居民疏散至郊区,由于工作场所多集中在市中心,疏散人口加剧“职住分离”,再由于例如优质小学也多集中在市中心,在学区制度下,众多家庭在学校周围买房获得入学资格但居住在较远地区,由此导致“居住与公共服务分离”。这两种分离,将会因为更多人花更多时间在路上,从而导致交通更加拥堵。

此外,北京市的道路规划为宽马路、低密度,这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欧洲很多城市规划则是“小街区、窄马路、高密度”,将居民的生活半径考虑在500米至1公里内,即居民在较近范围以内即可满足生活的各类需求。

袁崇法表示,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内生问题,“只要经济出现波动,或制度上管理不到位,或管理机制不完善,城市病都会发生。因此,城市病的治理需要长期治理、常态化管理,而不是靠赶人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是可以通过完善规划和公共政策等方式来治理的。

摆在崔玲、明珠二人面前的一个难题是,更换居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崔玲算了一笔账,她和丈夫的工作都在大红门区域,久敬庄57号院这类出租大院被清理拆除之后,当地租房价格已经过千元,楼房房租更贵,而如果像周围人一样搬至六环外居住,房租虽便宜,但每天通勤成本会倍数增加。

《财经》记者走访北京多个城乡结合部,众多外来人口表示,虽然遭到清理,但他们并不会离开北京,“能在北京挣到钱的,多半都不会离开”。

近30年北京的调控人口浪潮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像崔玲、明珠这样的低技能劳动人口,他们主要承受着生活成本的攀升、工作的变更和失去,以及熟人圈的瓦解等影响。

关于如何在大城市落脚已有学者大量研究,众多研究表明,为各个层次外乡人提供合理的落脚地是大城市应有的公共服务。

美国著名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认为,对待贫民聚集地不应简单地清理疏散,消灭贫民聚集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至多是把贫民聚集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并破坏了孕育在贫民聚集地的上进、努力改进的社区,抑制了好的社会力量。加拿大学者道格·桑德斯在对全球数十个城市的贫民集聚地进行研究后发现,对于一座城市,城市政策制定者如何对待外来人群,将塑形落脚城市,这些由底层人口聚集的社区,可能会是下一个经济与文化的诞生地,但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冲突的爆发地。

伦敦、东京经验也值得中国城市管理者借鉴。伦敦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人口疏解”后,当前又重新努力让人口回到市中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京也采取过“首都功能分散计划”,将一些产业、大学等单位外迁,但政府很快发现,东京人口在当时确实有小幅度下降,但对城市发展没有好处,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增长也无益处,因此日本放弃了这一疏解政策,东京人口又恢复增长。

如今东京都市圈人口数量达3700万,但并未暴露出严重的“大城市病”。

“单纯疏解人口会给城市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低技能服务业从业者的生活成本增加,那又会传导至所从事行业的劳动工资,进而增加整个城市的成本。”陆铭说。

(本文首刊于2017年11月1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编辑:daiso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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