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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谈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硬件趋齐备,软件待激活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8-03-13 13:43:26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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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莞等地创新技术与产业合作的经验是把握宏观和微观的双向结合,有人、有政策、有地。各地不应是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做第一,而是结合自身优势互补合作

《财经》记者 焦建/文 苏琦/编辑

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广东团全体会议上表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预计很快要出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规划方案。

对于此份备受各方关注的方案内容,马兴瑞透露称:按照建设规划,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将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重中之重。方案出台后,粤港澳三地还将在多个方面着手建立互动协调机制。“我们要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所以就还要在扩大开放、优化产业体系、留住人才等方面努力。”马兴瑞称。

就科技创新投入而言,自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度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概念以来,为把握机遇,珠三角各地均在出台新型措施,投入亦纷纷加码:2017年,希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创新之都”的深圳,其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900亿元,占GDP比提升至4.13%,位居这一地区榜首(其最末者亦有1.5%)。但亦有观察人士指出:可喜的投入数字之外,如何立足现有基础、选择更符合实际的创新研发政策,以及如何加强与科技研发优势仍较为明显的香港加强创新合作,仍有待于摸索出更好的模式。

反观香港,其近年来亦在不断尝试借助于内地的科技创新潮流,找到自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发挥空间。但相对于广深等地,一方面受制于其工业比重实在太小,科研投入占GDP比亦明显较低(0.73%)。另一方面,其法制、监管、语言和生活环境等差异,亦使得其在与内地城市合作时会稍显“不得章法”。为弥补自身短板,香港特区政府在3月初公布的新一年《财政预算案》中提出:其将拨款逾500亿港币发展创新科技,包括以100亿港币吸引世界顶尖科技企业来港,以及向位于港深之间落马洲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注资200亿港币用于基建。

投入及政策风口等“硬条件”日趋到位之余,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如何采取措施令各地间的人才与资金加速流动?各地间的科技产业链条应如何分工?政府政策衔接各方面的“软环境”又应如何营造?为此,《财经》记者近日在长江商学院科技创新和创业首届体验营上专访了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专家李泽湘。在过去十余年间,作为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教授,其曾在港深莞等地间成功孵化出大疆创新、固高科技等一系列高科技公司。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其作为亲历者给出了答案。

创新互动往事

《财经》:“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于2017年时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在此之前,这一地区的合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从历史角度来看,之前的实践可为这一湾区建设提供哪些借鉴?

李泽湘:总结港深莞等地之间过去的创新技术与产业合作,其经验是要把握宏观和微观的双向结合,要有人,要有政策,要有基地(空间)。

以香港科技大学(下简称科大)为例,首先应感谢其创校校长吴家玮。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与北大深圳研究生院以及深圳市相关领导开会,当时深圳既没有好大学也没有好研究所,为帮助其升级,三人聊出来一个叫做“借鸡下蛋”的模式,也就是由深圳市出地、出钱于1999年时建立的深港产学研基地(下称深港基地)。为发展深港基地,深圳主管高科技产业的领导们很有毅力,其中之一还带着助手到科大各实验室拜访。科大的老师分几类:外籍教师因语言不通,不愿去深圳;香港本地老师,有笑称说是“到罗湖洗个脚就回去了”;再就是像我这样有内地背景的,那位领导说大家老乡一场,帮帮忙。我真“忽悠”了几个老师,到深圳成立了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可谓是被“敲门敲过来的”创业者。没有深港基地,我在香港创业的话,因没有跟客户直接在一起,可能会犯隔山打牛等一系列错误。

科大老师能到深圳创业,也与学校宽松的支持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密不可分。当时科大有一位曾担任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的副校长,到科大工作后,为让老师和学生在跨越成果转化门槛时做到有章可循,制定了很多宽松政策。比如,科大老师们每周能在外面工作一定时限,不管是开公司还是做顾问都没有限制,每六个月填表备案就可以。香港其他大学也有类似政策,但往往会预先设定某些限制,比如要申报和批准,以及收入要先上缴后再按比例返还等,大家兴趣就不是很足。此外,科大自己也有孵化器,大家在那里办公,学校象征性的占一点股份,大约3%,三十万港币封顶——同期美国高校一般是5%,200万美元封顶——这是比美国等任何地区都宽松的政策。

再说到人的层面。我最初在科大授课的时候,采取的也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做作业,双方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后来整个亚太地区有一个机器人比赛,我作为科大负责人组织学生参赛。香港本地学生不是很感兴趣,普遍希望去到美国读书后在硅谷找工作。像创办了大疆科技的汪韬这样动手能力很强的内地学生,往往就很有兴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很多:首先是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学习,根据规则去定义机器人的硬件和软件怎么去设计,培养出系统的设计思维;其次是为了让作品成型,如用科大的加工车间,一个设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拿到零部件。所以,他们经历了通过珠三角的产业链进行快速迭代的过程。

当时我在深圳上课,经常开着车深港两地跑。常去的地方,一个是华强北,一个是大学城,买零件、做机械加工都很方便,学生们上午去下订单,晚上我上完课就帮他们把产品“走私”运回香港了。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确确实实地熟悉了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的产业链,学会了项目管理,再加上毕业设计,他们的能力可以很好的与市场结合在一起。

这也其实是香港目前的优势,其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研究体系等,都是前沿性的。从十多年前香港各大学到内地找状元开始,很多内地学生们在这里接受了国际化的教育,同时又能够保持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当他们想要创新创业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志趣相投的人,而不是单打独斗。他们彼此协作至今,逐渐在港深科技界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财经》:从微观层面来看,在实际进行成果落地的时候,这些港深两地的合作项目或者说企业会有哪些困难?

李泽湘:除了有核心技术和对产业链的熟悉程度之外,在客户、模式选择、投资等等方面,这类深港两地合作的科技企业,在成长初期会面临很多困难。

以定位于为制造业装备提供核心技术的固高为例,它很早就看到了 “三来一补”模式要升级的趋势,设备是这一趋势中的关键。你可以买西门子的数控系统,也可以买整体设备,但是怎么用电机、传感器来设计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新设备,一开始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市场也是不完善的。固高在珠三角开办了自己所谓的“运动控制讲习所”,花了大概五年多的时间培育市场,才让实验室里的技术成果逐渐落地。几年前融资也比现在要困难得多,固高一方面到新加坡才找到了投资者,另一方面把几个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变成了教学产品,才慢慢熬过了创业的艰难时期。

此外,在做四旋翼无人机之前,大疆一开始是为发烧友提供飞控核心零部件,大家买回去后配上gopro的相机,再加上遥控器等,自己做航拍。随着产品的不断迭代,大疆希望自己做一个一体化的产品。但因没有渠道,要跟gopro谈判。对方愿意用自己的渠道销售,但利润只给大疆三成。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比例,但我们在它的停车场整整讨论了一下午,还是决定自己干。这是深港两地合作的新型科技公司跟山寨公司和代工公司的区别。

从外部环境来看,大疆起步时就造出了很好的产品,找到了很好的市场切入点。但在深圳及国内其他地区找投资的时候,其实各方一开始的兴趣不是很高,都觉得这只是个玩具公司而已,大疆后来还是在美国找到了最初的投资人。对比国内外的投资环境,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们拿着大疆的云台到硅谷的一家汉堡店吃饭,一个老太太看到后问我们这是什么,你们的公司股票叫什么?我们说还没有上市,她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说你们的公司名字叫什么,然后又用纸记了下来,这就是硅谷对高科技产品的接受氛围。

湾区合作前景

《财经》:“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后,能给这一地区的各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创新带来哪些帮助?

李泽湘:随着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产业因为一系列天然的比较优势不断发生互动,行政方面的推动也不断增加,合作不断加强是大势所趋。各地如能让三地间的大学、资金、政府政策、广阔的腹地等优势联动起来,能形成一个非常好且难得的创新创业生态。

除香港外,深圳及东莞的独特优势在于,一方面有熟悉的技工和工人所形成的人才梯度;另一方面,其产业链能给创新创业带来或大或小或贵或廉的选择,在其不同阶段都能找到适合的供应链。深圳的人才和住房等成本上升了,但其还是能跟周边的东莞、惠州等形成梯度效应。比如我和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教授一起推动创办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就选择落地于松山湖,那里环境不错,交通也不特别拥堵,还在产业链各方面都形成了能互相影响的集群效应。

《财经》:除三地天然的产业链分工之外,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还可发挥哪些作用?

李泽湘:市场跟政府的有序结合很重要。首先,以机器人产业为例,三地间的市场或者说民间合作目前已是比较多且有效率的了。在出现新的目标之后,市场会自动整合各类资源,效率也很高。其次,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来看,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在双创企业建立初期,资本不愿意冒风险,政府应该去做真正的“天使投资人”。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体上来看,市场是有效率的,政府想要提前操盘很难,事后跟风往往又迟了一步。政府要把事情作对,专业性、快速的决策反应机制,以及敢正确的拍板,都是必不可少的。

应该说,经过近些年来的培育,珠三角地区的政府,对于如何扶持单个项目——比如你是否是高新企业,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扶持政策——都是比较有经验的了。但它们对于如何有效地扶持和帮助建立一个产业创新平台,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很多地方目前都在上马各种形式的创客空间,但咖啡一凉、热闹过后,成功率并不很高。或者是组织企业去国外参加科技展,往往采用的还是华强北的摆摊模式。这背后其实反映出来了很多信息:首先,我们有足够的产业从业者基础;其次,政府应该想办法就整个生态的蓬勃发展想办法,聚集起大的产业平台,让从业者们能相互影响和学习,创建出更多的品牌。位于东莞的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目前就在发挥这种作用,其在企业和政府的多重帮助之下,聚集起了很多处于不同阶段的团队,每个团队都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其一方面可以通过互动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产业链去寻求各种解决方案,减少产品的迭代次数。

另一方面,为什么很多企业还在做山寨的产品?一方面是确实没有多少积累,另一方面是也缺乏将技术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教育机构也应发挥一定作用,我希望能通过合作开办项目的方式,结合工程教育和商学教育,帮助大家定义产品、做营销、融资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年轻人在双创的过程中,往往很容易碰到一个坑就跨不过去。政府、平台及资金,以及教育机构应共同发挥作用,知道他们会遇到哪些坑,遇到了有方法和资源能帮助他们跨过去,过了几个之后,项目往往就能进入良性循环状态了。

《财经》:目前的一种趋势是,各地政府都希望弥补自己的短板,深圳希望增强自己在源头创新的能力,香港则提及“再工业化”……都希望取长补短,各地会否陷入激烈竞争状态?

李泽湘:香港有不错的东西,一方面比如独特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能吸引国际性的人才,所以其大学和研发的能力很强;另一方面,因研发人才的工资水平差距越来越小,内地到香港做研发的企业数量也在快速增加;此外,受可能出台的新上市政策影响,内地科技企业到香港上市的桎梏在也在减少。但也应看到,之所以大部分香港的科技型初创企业纷纷选择到内地落地,说明香港这部分生态已经断层了,要想重新补起来,需要推动者有非常宏观的视野和坚定的决心。追赶者不能循规蹈矩,必须有颠覆性的思维和做法。

深圳也有不错的东西,除了产业链优势之外,其与香港进行产业民间互动合作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此外其还在不断加码自身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但一个地方就像一个人或者一家企业,都会有自己独特的DNA,其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短板,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补齐。

所以,各地之间的关系不应是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做第一,而是结合自身优势进行互补合作。当然,行政方面的协调会难一些,但在民间、在企业之间,如果有好的项目,其会自然而然地寻找适合自己的环境和资源。

(编辑:daiso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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