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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习近平主席博鳌演讲: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迎来新红利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8-04-10 12:23: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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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记者俞燕 龚奕洁/文 袁满/编辑

继去年11月中国宣布将放宽银行、证券、保险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以来,今年中国金融业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引发全球关注

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今年将推出几项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习近平主席强调:刚才宣布的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中国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他特别表示相信:经过努力,中国金融业竞争力将明显提升,资本市场将持续健康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将加快推进,中国市场环境将大大改善,知识产权将得到有力保护,中国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随着习近平主席宣布这些重要举措,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近千名全球政商学界要人数次热烈鼓掌欢迎。多位重要嘉宾向《财经》表示,中国金融业将开启全新发展阶段,迎来全球性发展新机遇,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将会明显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也将持续健康发展,这对于中国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机构都是重大利好。

《财经》注意到,有关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政策信号和重要举措,在过去几个月逐步强化,在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达到高潮。其中特别关于银行和保险业扩大开放的多项重大举措尤其受到关注,业界更深入理解: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新的银保监会,无疑有利于协调并确保金融业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落实。

2017年11月10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的国新办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明确表示,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金融业开放外资股比限制措施之后,相关的落地工作正在推进。2月24日,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工作,提高外资银行在华营商便利度,增强外资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原银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增加了关于外资法人银行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许可条件、程序和申请材料等规定,为外资法人银行开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此外,文件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代客境外理财托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被清算的外资金融机构提取生息资产等四项业务的审批,实行报告制。

同时,文件进一步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合并支行筹建和开业审批程序,仅保留支行开业审批;优化外资银行募集发行债务、资本补充工具的条件;简化高管资格审核程序,对于同质同类外资银行机构间的平级调动或改任较低职务的情形,由事前核准改为备案制。

据了解,关于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地实施,原银监会将积极推动完成相关法规和监管制度的修订工作,持续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金融界人士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博鳌演讲之后,有关政策措施将会加快落地,近期可紧密关注央行和银保监会的相关政策细则出台。

2017年11月,《财经》杂志就金融业对外开放策划的一组封面文章如下:

《金融开放提速》

20171127

文/本刊记者张威 编辑/袁满

外界关注多年的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问题,在十九大之后有了确定答案。各种明确的政策信息表明,中国金融业开放在提速上加了一个挡位,这个挡位以放宽持股比例限制以及三到五年后完全取消为特征。

此前,有关中国金融业开放的一揽子计划传闻甚多,直到2017年11月10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的国新办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明确表示,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中国还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至此,有关中国金融业开放新的一揽子计划亮相。而在观察者看来,有关金融业开放提速的政策信号,在十九大会议召开期间就有释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金融市场准入会进一步对外开放,应该更全面地关注开放的内容。

金融业开放提速,放开持股限制,似乎出人意料,却在预期之中。围绕开放的价值与风险,有关讨论和争议也还在进行中。

早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2017·径山报告》就曾呼吁,应当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开放,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一视同仁,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2017·径山报告》认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开展业务,就是中国的法人机构,接受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这相当于是海外机构在中国金融业所做的直接投资,对金融稳定的含义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不一样,所以当局应该按照内外资同等对待的原则。

如今金融业加快开放,更多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成长及由此而来的国际自信。中银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成长,金融业开放的负面作用大大减少;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中资机构的人民币能力和优势高于外资机构,这些都构成了金融业开放的契机。

2016年中国银保证信四大金融子行业的大类数据显示,银行业资产总额232.25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5.12万亿元,证券公司总资产(不含客户资产)4.37万亿元,信托行业资产规模突破20万亿元,较2001年入市时增长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以及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当下,金融业开放已经不仅仅是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多元化,中资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对海外业务布局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熊启跃向《财经》记者表示,此次对外开放更大程度上是为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平等的经营环境争取空间。

前波士顿咨询全球合伙人张越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开放不是目的,是一种发展手段。当下中国的发展,不应该就开放谈开放,而是具体回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当下和未来。这样的开放举措对于促进金融行业的转型与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实体经济的开放已经在路上,中资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向前,外资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也不会止步, 中国经济需要能够应对这样的全球化趋势的金融体系。

事实表明,中资金融机构并不需要警惕外资进来,而是要修炼内功、提升能力。开放反而会促进金融机构加强内功的紧迫感,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流程,进行金融创新。当然,开放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突破开放瓶颈

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金融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商业银行资产名列全球第一,交易所股市市值全球第二,私营部门债券市值全球第三。

2016年底,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数量达1031 家,其中独资银行 37 家,外国银行的分行与支行145家,总资产达到2.93 万亿。

在保险领域,来自16 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机构,同时也有12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境外设立了 38 家保险类营业机构。

证券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加速了开放速度,从设立办事处到参股合资,到2006年国内证券业基本完成了入世时的开放义务。

不过,证券业仍有较多限制性条件。

一是持股限制,2012年前,外资持股基本限制在三分之一以下,2012年后虽提高至49%,但外资机构仍无法实现控股的目的;另一个是业务牌照的发放上,监管层的把控相当严格,国内中外合资券商除瑞银和高盛高华外,大部分只持有投行业务的牌照,较多在FICC 领域具有优势的外资金融集团无用武地。

基金也是如此,公募牌照难得,私募牌照在2016 年《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颁布之后放开,允许外资设立独资或控股私募基金。

受限于牌照以及难控股制约,外资参与国内证券积极性也较低,截至2016 年,国内合资券商的数量仅剩 7 家,业务经营水平在行业内均处于中下游的水平,一些外资机构股权已经陆陆续续退出。

这也一度构成中国金融业开放困局,一方面中国逐渐释放金融业开放红利,另一方面,外资机构股权退出中国也并非只在证券行业。

2009年1月,瑞银以8.35亿美元出售了其在中国银行1.33%的持股,实现近3.35亿美元的利润。随后,苏格兰皇家银行亦以8.35亿美元出售了持有的中国银行的34亿股。

2013年5月,国际投行巨擘高盛集团通过场外大宗交易的方式,以每股5.47—5.5港元的价格出售了约15.8亿股中国工商银行H股,套现约11.2亿美元。同年,美国银行以14.7亿美元出售其持有的中国建设银行的剩余股份。

保险也是如此,普华永道2011年曾做过一份关于合资寿险公司的报告显示,18位合资寿险公司受访者中有17位认为,合资双方曾有意向解除合资合作关系。截至目前,27家合资人身险公司中,仅有汇丰人寿、德华安顾人寿和复星保德信人寿未发生过股权更迭。

熊启跃认为,外资撤离中国,很多是战略投资锁定期到期,兑现股票和财务投资收益,也有的是出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撤出海外市场的战略考虑。

还有业内人士分析,外资不能融入国内本土文化;股权较低限制管理权以及盈利受限等也都是外资退出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

2016年在华外资银行实现净利润仅128亿元,同时,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占比也在不断下滑,2016年降至1.29%,甚至低于刚刚加入WTO时的2%水平。

某保险业内人士认为,增资困难、股东更迭、人事动荡,开始成为合资寿险公司的一种常态,比如,陆家嘴国泰人寿成立12年换了五任掌门,中韩人寿成立五年累计亏损近4亿元。

张越表示,外资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存在感微弱,业务拓展有点陷入恶性循环。这很可能与业务准入、拓展渠道限制有关,也与其自身的战略取向、经营管理方式有很大关系。很多外资金融机构相对集中的管理模式在应变本土特色上显得不够快、不够灵活,这些原因也是相互作用的。

放开持股限制

金融机构放开持股比例限制,被认为是外商进入中国新的商机。

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中,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对外资的持股比例限制一直被国内外所诟病。长久以来,外资行与外资券商的持股比例限制为20%、49%,外资券商与寿险公司无法在国内设立独资公司。同时,合资券商牌照把控严格等问题也一度阻碍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发展。

对于新的开放举措,朱光耀表示,中方是根据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扩大金融市场准入的措施,迅速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加以落实。

“这一次将外商战略股份进一步扩大,之后取消股比限制,意味着外商有可能独资。股比扩大则意味着外资权益在合资机构中的控制权和管理权扩大,这也是此次金融业开放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曹远征说。

不过,熊启跃认为,对外资开放从目前看仍存在一定限制:比如增持5% 需银监会审批,虽然内外资采取一致策略,但从整体上看监管部门对于外资进入的节奏和力度仍有较大的裁量权。此外,同一机构只能控股一家银行,意味着在华设有子行的机构不能再控股中资银行,不能形成多家子行的组织架构。

对中国金融业本身而言,外资引入的放开更多是挑战,但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整体的竞争力已经显著提高,外资限制的放开短期内不会对中国金融市场格局产生太大影响。

“就保险行业而言,放开持股比例限制不值得担心,就像多年前保险行业开放至今影响极其有限。”某保险公司董事长向《财经》记者坦言。

观察中国银行、证券、保险业开放不难发现,金融业开放的步伐一直都在加快。经过WTO之后,中资企业也认识到外资并非猛兽般可怕。以银行业开放为例,截至2016年底,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2.93 万亿,占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仅为 1.29%。

业内人士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外资金融机构的机会很大,包括吸引外国流动客户。而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本币金融公司逐渐壮大,在企业纷纷走出去的背景下,机会更多的则是中资金融机构。从全球的情况来看,外国金融机构对本地业务的渗透率非常有限,特别是对个人客户,外资机构举步维艰。

开放也带来了好处。通过开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可弥补中国金融机构产品设计和产品提供等方面的不成熟。

银行理财就来源于外资金融机构,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外资金融机构利用“存款+期权”的交易结构所创造的结构性存款。

联讯证券认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实力也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不用过度担忧海外金融机构会喧宾夺主,国内金融机构无立足之地,中长期来看,国内金融机构反而会在这种竞争中不断成长。

韩国 21 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金融开放也给我们一定启示。当时,韩国银行业也引入了海外的战略投资者,并且放开了控股限制,希望借此改善国内金融服务的质量,但所引入的股东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稳健经营,而是想短期内转卖获利,因此并没有达到意向中的效果。

联讯证券在研报中提醒,外资持股比例可以进一步放开,但股东的筛选引进机制不能放松,仍要挑选稳健长期持有的海外战略投资者,避免重蹈韩国的覆辙,保持国内金融机构的稳定。

“这一次,金融业开放之路走得很快,但是外资不会大规模涌入。因为外资已经意识到中国金融机构竞争力已经与日俱增。”多为业内人士表达了一致的看法。

张越认为,在业务上,开放能够提升市场竞争,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快速弥补业务上的不足或空白。在管理上,外资金融机构所积累的管理经验对于中国金融机构的转型也会越来越有参考意义。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有很强的独特性,海外经验往往被诟病为“水土不服”。但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发展的互联互通,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逻辑与经营规则也会需要与全球主要市场能够交流对接。

所以,对于本土金融机构而言,外资的进入既不是“狼来了”,也不是“无所谓”。张越表示,当前的开放会给金融行业带来实质性的新竞争力量,特别是在国内金融体系中相对还比较新、比较弱的领域中,例如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交易银行业务等。一个更开放的市场,应该是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专业能力会越来越成为比拼的关键。对于本土金融机构而言,开放是又一个“照镜子”的机会:面对未来,自己走到哪儿了?赛道上如果来了新选手,自己又会在哪儿?

熊启跃认为,从目前金融子行业的发展态势来看,银行业相对成熟,引入外资带来的影响较小。从监管政策来看,三个行业的开放规则并不一致。

曹远征认为,评估过去几年的开放进程,中国保险业要比外国强,同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应该大力鼓励保险发展。未来,保险开放的成功率比较大一些;银行则会逐步扩大;资本市场业务即使开放经纪业务,外资对市场的影响也不是想象那么大。

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即使有了“国民待遇”,成功经营还是会需要能够积极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与存量金融机构合纵连横,与本土的经济发展水乳交融。在展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细节规则需要落实到位,开放政策才能被执行下去。此外,外资金融机构自己需要找到在中国的发展模式。

“我个人认为决策机制和人才体系建设最重要。中国金融行业的独特性不会消失,本土的人做本土的事,这个原则要落到实处。”张越说。

本土市场挑战

“扩大准入在国际中间存在对等问题,我给你准入你也要给我准入。所以,中国金融业开放政策也有利于中资银行走出去。”曹远征说。

近年,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同时,中资金融也一度加速海外布局,以银行为例,到2016年底,22家中资银行在海外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353家分支机构,其中一级分支机构达到了 229 家。

熊启跃认为,目前中资银行在海外发展还是面临一些显性或隐性的监管歧视。很多问题需要对等开放打开空间。

所以,中国金融业开放不是重要的问题,关键中资金融机构要修炼自己的内功,提升自身的能力。从这个意义来讲,开放反而促进金融机构加强内功的紧迫感,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流程,进行金融创新,提供更多丰富金融产品。

《2017·径山报告》也曾建议,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应进一步放松对商业银行海外布局设点的限制,对新设二级机构只保留报备程序,无需审批,允许在母国和东道国的机构设立申请同时进行,避免相互等待、拖延时间。

作为金融开放的一个项目,金融业开放极需要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相配合、辅助。

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是其金融开放的基础。金融市场发展越好,开放的负面影响就会小一些,开放就会更大一点,反过来金融开放也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开放政策表明中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侧重点开始发生变化,从推进人民币项下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转移到强调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性。

“金融监管改革是金融市场完善的一个办法,对金融市场完善和发展有积极帮助,从而也就坚决帮助对外开放。”曹远征说。

中国分业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好处是,如果风险控制不住不会深入进行传递,但是,影子银行业务客观上已经贯通,那么监管就需要加强,尊重这个事实再进行穿透式监管,这就是综合监管。

从年初资管大一统协调到11月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已然走在路上。“如果三个市场穿透,就变成真正的金融市场,进行交叉销售。那么,服务业准入定义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业务准入。”曹远征说。

张越表示,开放会带来新的市场参与者、新的模式,对于金融体系而言,这会激发活力,但也会注入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样的金融体系会愈发需要一个有全局掌控能力的监管体系。当前改革正在建设这样的监管体系:建设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跨行业管理机构、完善金融监管的数据基础设施与工具、制定更有穿透性的管理规则等等。

业内人士认为,相比而言,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好于外国,中国所有交易都是登记结算的,这是最先进的管理办法,从这个程度上来说,金融基础设施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先进的。

曹远征认为,中国经济以及金融市场日益发展,使中国获得了对外开放的契机,反过来对外开放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那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展就成为核心问题,重点则是改革深化能否继续进行下去,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人民币国际化,上海金融市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是最核心的。

对于中资金融机构而言,提升内功就需要做好国际化业务,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形式,促进人民币处理国际业务。但是能否通过外资进入促进中资机构走出去还有待实践检验,需要中国金融市场有强大的功能。

高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美元是国际货币,高盛有关美元的业务就是国际业务,它能在外国市场利用优势抓住客户,发行股权债,这也是中国金融机构未来的考验,国内需要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向国际。而中国市场已经变成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金融机构在上海的安排。

曹远征分析,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汇率问题就变成人民币利率问题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能否建立完整的收益曲线,特别是国债收益曲线能建立起来,市场基准就有了,金融机构以这个基准服务,对有风险产品形成服务相接、前后连贯就是国际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中美相互开放以及服务业准入已经为国际市场建立基础条件,中国的金融机构能不能在这个市场上跟外资金融机构同台竞技,就变成了重心,中资金融机构的挑战也不是本土客户,而是外资客户。

曹远征分析,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发展,逐渐强大,过去担心外资进入对国民经济的控制问题,这个担心几乎已经消除;第二,服务业开放可以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深化,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变成一个国际化、规范的市场;第三,在一个规范的金融市场下,上海变成国际中心,同台竞技下,中资金融机构能不能利用市场优势变成一个国际化金融机构,这是问题的创新所在。

(本刊记者韩笑、俞燕、实习生林淑怡对此文亦有贡献)

股比解禁:外资行能否抓住新机遇

2017年11月27日

文/本刊记者韩笑李德尚玉编辑/袁满

时隔多年,中国银行业再次迎来开放举措——外资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将被取消,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此次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业内仍在等待政策落实的细节出台。

此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报告建议,当局应该按照内外资同等对待的原则,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一视同仁。在放开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同时,取消对外资银行股东总资产的要求,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最低开业年限要求等。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逐步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和业务限制,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却经历了失落的十年——在华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不升反降、净利润逐年下滑。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后,欧美金融机构在华的投资战略更是出现收缩,曾经踌躇满志的外资战略投资者纷纷套现离场。目前,外资股东大多在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之中寻找存在感。

时隔多年之后对外资股东政策松绑,市场人士乐见其成,也很期待监管部门后续的具体开放细则。虽然有观点认为,短期内对中国银行业不会带来显著影响。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很多外资银行正在积极考察中国市场,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开放对外资行来说可能是扭转在华困境的新机会。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预计,外资银行下一步应会在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和投行业务等领域布局深耕。

而银行业“一参一控”的监管原则,或许会对拟入股的外资股东构成影响。那些已在中国设立独资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能否依据最新的政策,实现由参股到控股中小商业银行的诉求,尚有待监管层的表态以及相关规章的调整。

失落的十年

早在十多年前,为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以加强银行业的竞争力,中国银行业打开了对外资股东的大门,纷纷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并一度迫近外资股东的投资上限。例如,兴业银行曾在2004年引入恒生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GIC)作为战略投资者,共持股近25%。2005年,当时在郭树清治下的建设银行也引进了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后将其在中国大陆注册的中文名改为美国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并达成协议——未来数年内美洲银行可增持建行股份至19.9%。

但是这波投资热潮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快消散,曾经踌躇满志的外资股东陆续进行减持,甚至清仓中资商业银行股权。

2008年底,瑞银(UBS)率先套现离场,其在股份禁售期结束后,以8.3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所持中国银行1.33%的股权。两周后,苏格兰皇家银行也出售了所持的中国银行4.3%的股权,套现约24亿美元。随后,高盛和美国银行也分别出清了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股权。

市场人士认为,当时因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欧美金融机构急需业务收缩和套现补充资本金以缓解自身困境。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对《财经》记者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欧美金融业,很多银行面临巨额亏损,再加上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这些外资行只好将此前投资的股权售出变现,“不仅是在中国市场,欧美金融机构在亚洲市场全线收缩。”

随后在2015年,恒生银行两度减持了兴业银行近10%股份,德意志银行也将其持有华夏银行19.9%的股权转让给了中国人保财险。2016年2月和2017年1月,花旗集团和澳新银行也相继出清了所持有的广发银行和上海农商行各20%股权。

回顾上一轮监管部门倡导中国银行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经验,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对《财经》记者表示,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在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管理能力和引进技术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与预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在曲向军看来,部分银行与外资股东的合作比较顺利,有效提高了专业化能力和管理能力,比如建行在推动内部精细化管理和专业化管理方面,以及包括智慧网点建设等产品创新,借鉴了当时的外资股东美洲银行的很多经验。北京银行和荷兰国际集团(ING集团)在直销银行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合作也很成功,ING集团目前也仍保持第一大股东地位。

他也指出,中资银行与外资股东的合作与预期仍有较大差距。一方面,部分中资银行业的管理层认为外资银行过于保守,不了解中国市场,导致合作不太顺利。另一方面,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银行业处于规模扩张阶段,中资银行认为外资银行的精细化管理不适合这个发展阶段。“但现在证明,不良率和逾期率的暴露与当初不重视风险管理有很大关系,而这在当时恰恰可以借鉴外资银行的经验。”

在这当中要属花旗集团和广发银行的合作最令人唏嘘。2006年11月,以花旗集团为首的财团高调拿下广发银行近85%的股权。受限于外资股权持有比例限制,花旗财团以花旗集团、国家电网、中信信托、中国人寿和IBM等股东分散持股。广发银行在当时也成为唯一一家将管理权交给外资银行的试验田,花旗集团曾派出多达11人的豪华管理团队。但是外方管理团队与中资股东磨合不顺,矛盾逐渐升级,三年后花旗交还管理权,并最终在2016年出清所持股权后黯然离场。

一方面,外资股东在逐步撤出对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另一方面,过去十年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对于曾被比喻为“狼来了”的外资银行来说,不免有些失落。

自2006年允许外国银行在华设立或将分行改制为外商独资法人银行以来,花旗、汇丰、渣打等老牌外资银行已纷纷在国内设立了外商独资法人银行。根据银监会的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底,在华外商独资法人银行数量已有37家。

虽然在华外资银行数量不断增加,但其在中国的运营却步履蹒跚。2016年在华外资银行实现净利润仅128亿元,尚不及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上海银行一家的同期利润。同时,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占比也在不断下滑,2016年降至1.29%,甚至低于刚刚加入WTO时的2%水平。

面对外资行的经营窘境和利润下滑,近两年监管部门也对外资银行频频送出“大礼包”,2015年对《外资银行条例》作出修改,对拟在华设立外资银行及分行、从事人民币业务等进行松绑。今年3月,银监会发布文件,明确放宽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承销、托管业务、财务顾问等咨询服务业务的限制,同时首次明确允许外资银行与境外母行或联行开展跨境协作,受到业内广泛欢迎。

此前,外资银行与境外母行或联行开展跨境协作一直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容易构成“非法金融活动”之嫌。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缪剑文曾指出,受限于监管要求,一些在华外资行在向境外母行或联行推荐境内客户时,会非常注意不触碰监管红线,如仅将客户的联系方式告知境外母行或联行后就不再参与业务洽谈和联络,更不敢收取任何费用或参与利润分成。

也有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外资行合规要求严格、内部程序繁琐,导致其过于保守,“其实有些时候是过分担忧风险了。”

曲向军也指出,目前很多外资行已经开始反思本地化战略,此前的问题在于外资行在中国的管理层并没有太多自主权,很多业务都需要层层上报获得授权,导致其发展受限。

开放前景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近期很多外资银行正在积极考察中国市场,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开放对外资行来说可能是扭转在华困境的新机会。

有外资银行高层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次开放使外资银行可以增持股份,是很有意义的开放,“我们银行内部其实已经讨论很久了,但是这种投资规模很大,所以现在还没有最后做决定。”他认为,外资银行很看重和中资银行的优势互补,在行动之前会做很详细的分析,包括评估市场占有率、对客户的影响力,当然还有成本和收益的方方面面。经过多年的经验,外资银行也意识到与中资银行的合作,要特别注重双方经营理念的融合,既包括对市场、法规、客户和风控的理解,也包括银行内部的激励机制等。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表示,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后,外资银行或将“重返中国”。对境外投资者来说,中国银行业市场仍然充满吸引力,商业银行平均净资产回报率在14%左右,仍高于其他国家。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并购中资银行,绕过自身业务受到的限制,加快进入和布局中国市场,实现真正的“外资控股+本土化经营”的商业模式。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放开持股比例限制,给了外资金融机构更多可选择的空间,但是短期可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曾刚认为,因为投资中国银行业所需资金庞大,而且在目前强监管的情况下,可见的收益也不明显,“我觉得在银行层面,外资的动作不会太大,在券商、保险和基金层面有更多机会。”

某大行驻外机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政策放开目前更多是态度重于实质,很多实质性监管细节并未明确。他认为,中资银行在国内的市场竞争和监管环境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而真正要做到中外资机构一视同仁,重要的就是真正的市场化竞争。

中金公司金融行业分析团队认为,鉴于中国金融业资产规模已高达240万亿元,且微观层面竞争已经较为充分,市场准入的放宽不会引起大幅度的竞争加剧,也不会压制内地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对行业总体影响有限。

多位市场人士表示,虽然从未来金融监管格局来看,大银行的比较优势会更加突出,但是外资银行控股大型中资银行的资金实力或有不足,对中小银行的兴趣或更为浓厚。

曲向军认为,相对而言,外资会更看重规模化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如果外资能够控股,并且把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机制完善好,中小银行是很有发展空间的。”他透露,目前很多外资银行都非常期待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政策细则,也在非常积极地考察中国市场。

市场对于中小银行在外资持股政策放宽后的发展也非常看好。政策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金融板块全线上扬,其中中小银行板块表现尤为活跃,吴江银行(603323.SH)和无锡银行(600908.SH)等纷纷大涨。

曲向军进一步表示,相较于一般认为外资行在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的业务领域更具优势,外资银行目前更关注中国银行业的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和投行业务,而对于零售银行业务和一般公司业务的兴趣没有太大变化,“我觉得他们可能倾向于选择部分领域开展业务,而不是什么都做。”

他预计,未来三年,中国银行业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并购,“如果监管层在这方面有更加开放的心态,我相信中国市场的活跃度、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和客户体验会更好。”

细则待明

此次放开外资股东持股比例限制,市场人士乐见其成,也很期待监管部门后续的具体开放细则,其中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银行业“一参一控”原则对拟入股的外资股东的影响。

此前,外资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相对控股,外资在董事会中起主导作用,全面掌控银行的日常运营。第二种则是协议控股,外资与中资并列第一大股东,但根据投资协议,外资掌握经营管理权,中资股东对重大决策具有否决权,两者相互牵制。第三种是参股,外资对日常经营无决定性影响,主要与中方开展技术合作和业务合作。

有业内人士提醒,原银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重申“一参一控”的原则,这对拟入股商业银行的外资股东有较大影响。从原则上讲,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入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或控制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

上海市法学会银行法律实务研究中心主任陈胜指出,如果一家已在中国设立独资银行的外资银行拟再控股国内一家中小商业银行,那么按照上述“一参一控”的要求,该外资行还能否依据最新的政策实现由参股到控股中小商业银行的诉求,就有待监管层的表态以及相关规章的调整。

对于外资银行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没有先例可循。但是就国内的实践来看,陈胜指出,在中资层面对银行业“一参一控”的监管是比较严格的。陈胜认为,外资银行想要实现“双控”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曾刚则认为,最近出台的股权管理办法实际上是要强化对股东股权的管理,“并不是要推动股东对银行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或者经营主导权,反而是限制大股东可能对银行的过度主导。”这对于有意参股甚至控股中资银行的外资银行来说,可能也是潜在的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呼声不断,此次放宽外资在各金融行业的持股比例限制也是水到渠成,但何时能具体实施还是个问号。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金融服务业务负责人葛音表示,要落实开放的细节,还需要一系列立法修法工作,包括修改发改委和商务部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提高外资在相关行业的持股比例,以及之后由各个行业的监管机构修改并出台相应的法规和实施细则。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再加上草案征求意见等过程,预计会是费时耗力的工程。

(本刊记者龚奕洁、实习生林淑怡对此文亦有贡献)

:外可解?

2017年11月27日

文/本刊记者俞燕编辑/袁满

一切来得似乎有点突然。1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宣布了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消息。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外资保险公司呼吁多年的放开外资持股比例终于落地:三年后,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将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消息放出来的时点虽然有点出人意料,扩大外资开放的政策导向早已伏脉千里。

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将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

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将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推进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明确对外开放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9月,保监会召集10家外资公司负责人座谈,释放出将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信号,透露保险业将进一步优化监管环境和政策。

“50∶50”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产物。今年是“入世”第16个年头,截至目前,市场上共有28家外资人身险公司。其中,在27家合资人身险公司中,只有中宏人寿、中意人寿、中信保城人寿(原信诚人寿)、人英人寿、汇丰人寿、德华安顾人寿和复星保德信人寿未发生过股权更迭。一直以来,“50∶50”的股比常为市场所诟病,认为是“合资病”的根源所在。

不过,近年来,已有多家合资人身险公司打破“50∶50”的股权架构,统计数据显示,基本上呈现中资持股比例上升、外资持股比例下降的态势。其中,更有合资公司变身中资公司,比如光大永明人寿和建信人寿。另一方面,一些外资公司则参股到中资保险公司。

如今“50∶50”持股比例将正式放开,是否能够吸引外资保险公司“回流”中国市场或进一步提高股权?穆迪评级公司助理副总裁、保险分析师袁永基对《财经》记者表示,据其与多家合资寿险公司沟通了解到,外资股东大都认为中国是很大的市场,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亦有意进一步提高股权。

对于争取已久的持股比例放开,合资公司们表现似乎颇为淡定。一位合资寿险公司人士表示,虽然公司仍是50∶50,但中方股东话语权很强大,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市场策略,已经处于实质上的控制地位。

“合资公司成立并不容易,需要双方的合作,中资股东渠道和资源等方面的帮助非常重要。” 袁永基表示。

据了解,与持股比例放开相比,外资公司更加关心的是,在具体业务领域和健康养老产业是否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诸多业内人士表示,因为设了三年和五年的缓冲期,相关法规亦需修订,开放新政在短期内对市场不会产生变化。

政策壁垒渐除,“合资病”会治好吗?

合资模式负疴

1999年“入世”谈判时,保险业对外开放是其中的谈判焦点之一。中美双边就外资在寿险公司的比例产生分歧,差点导致谈判终结:美方提出,“入世”一年后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不超过51%,要求增加外方拥有管理控制权的条款,且每年必须批准若干家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朱鎔基讲话实录》记录了当时的细节:1999年11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召开会议提出,入世谈判有两个50%决不能让步,其中之一就是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的外方股份不能超过50%。

最终,中国在“入世”时承诺,外资进入寿险领域只能设立中外合资寿险公司,外方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

2002年1月,“入世”后首家合资寿险公司中意人寿成立,开启“50∶50”的合资寿险公司之路。国际保险巨头和金融集团纷至沓来,大多选择牵手石油、航空和能源等行业的国企或央企组建合资公司,一般由中方派出董事长,外方出任总裁或CEO。

这种产融强强联合的模式,当时颇为人称道。《财经》记者当年采访的众多合资公司高管谈及合资模式时喜欢用“联姻”来形容双方的关系,表示中方股东的客户资源、渠道和人脉有助于公司迅速开拓市场。

彼时正处于合资之初的“蜜月期”,合资公司背靠股东,“大树底下好乘凉”。2005年中意人寿以其中资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高达193.3亿元的团体年金大单震惊市场,一举超越友邦保险登上外资寿险首席。

黄金地段的写字楼、新颖的形象标识、大手笔的广告投放、外语流利的高管以及白领气质的营销员,让外资寿险公司成为中国保险市场上的一股清流。

2008年金融危机似乎成为一个转折点。受金融危机重创,多家国际金融集团盈利不佳,有的甚至陷入泥淖,开始变卖金融资产,缩小战线。中国市场亦受其波及,一些外资股东开始撤离或缩减中国市场。

原本为了保护中资企业而设的50∶50的持股比例,亦开始暴露出缺点。产业出身的中方股东,与来自老牌险企的外方管理层,对于保险的理解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经营理念和战略。来自成熟市场的经验,放之粗放的中国市场而不适。

“50∶50”的持股比例使得很多合资寿险公司在发展战略和经营理念不一致时,常陷入双方股东各执一词、议而不决的僵局。“股东各占一半持股比例,各有一半的话语权,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股权结构本身就是有缺陷的,不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一位合资寿险公司人士表示。

一位曾在合资寿险公司董办工作过的人士形容,合资公司高层们通常是面上斯文谦和,关上门就吵架。开董事会时,互怼场面也挺激烈。

据了解,司法实践中,公司治理僵局的产生,大多是由于股权结构设置的不合理以及股东表决机制设置不当而产生,其中就包括股东双方50∶50表决权对等这种情形。

诸多保险业人士和学界专家认为,合资寿险公司“50∶50”的持股比例,导致很多合资公司股东之间磨合艰难,内耗严重,难有战略定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

9月保监会发布的2017年保险法人机构公司治理评估有关情况的通报显示,外资人身险公司中,一些公司不掌握股东相关信息,董事会建设及运转不规范,大多数公司专业委员会的辅助决策作用发挥不足。另外,部分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重合程度较高,造成治理结构的不稳定性。

价值观冲突、中国式市场潜规则、机构铺设受限、发展缓慢、保费规模较小,盈利艰难。在此情形下,增资困难、股东更迭、人事动荡,开始沦为合资寿险公司的一种常态,比如,陆家嘴国泰人寿成立12年换了五任掌门,中韩人寿成立五年累计亏损近4亿元。合资寿险公司的诸多问题,被行业冠之以“合资病”。

多年来,合资寿险公司一直呼吁放开50%的持股比例。不过,作为WTO承诺且是当年谈判底线的这一规定,一时难以突破。

一些股东于是选择“用脚投票”,退出或减少了持股比例。普华永道2011年曾做过一份关于合资寿险公司的报告显示,18位合资寿险公司受访者中有17位认为,合资双方曾有意向解除合资合作关系。

据《财经》记者梳理,截至目前,27家合资人身险公司中,仅有汇丰人寿、德华安顾人寿和复星保德信人寿未发生过股权更迭,其中德华安顾人寿和复星保德信人寿是近年来成立的。成立八年的汇丰人寿亦不时传出两大股东计划出售股权的消息。

其他20家发生过股权变动(剔除原股东转让给旗下子公司的情况)的公司,有的是中外股方已经双双撤离,有的是外资股东撤退,还有一种情况是外方股东被其他外资公司收购而间接易主。但大部分情况则是中方股东易主或增加新股东、外方股东减持。多位保险业人士表示,毕竟牌照得来不易,若非不得已,外方资东通常不会轻易全线撤退。

在合资公司中,亦有中外股东稳定的公司,比如中英人寿、中信保诚人寿、中宏人寿和中意人寿。四家公司中方股东虽然亦发生了股权转让,但皆属于集团内转让。有业内人士评价,从股东相对稳定的公司来看,有一个共同特点:中资多是实力雄厚、有一定垄断性的国企,外方对其资源和渠道颇为倚重,双方理念相对比较一致。

去年首次来华的忠利集团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当尼(Philippe Donnet)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忠利集团角度来说,不想在全球开花,钱要用到刀刃上,根据其“东进”策略,亚洲区的资源分配重点是中国。在其看来,忠利集团与中石油的合作“很愉快”,对中国的未来业务“雄心勃勃”。

股东更迭市场分化

在合资人身险公司基本都保持50∶50股权的时期,业务规模占据前排的主要是原信诚人寿、中英人寿和中意人寿老牌合资公司。近年来,随着合资的中外股东更迭,尤其是一些国企退出后,一些民企进入,股权来源逐渐多元化。合资寿险市场亦显示出新的特点,市场开始走向分化,有枯木逢春者,有改弦易张者,亦有命悬一线者。

一些合资寿险公司借助新股东的优势异军突起,最引人注目的是银行系合资公司的崛起。自从中国工商银行(601398.SH,1398.HK)接手金盛人寿60%的股权,将其更名为工银安盛人寿之后,这家原本发展困顿的小合资寿险公司,迅速走上业务狂飙的快车道,保费规模跃居合资寿险公司首位。

据了解,工银安盛人寿设有银保部主要对接工行,工行则在网点大力推广其产品。理财顾问几乎不用自行开发客户,主要维护工行渠道和开发工行现有的客户资源,就能顺利达成业绩目标。截至今年9月底,其原保费收入高达359.23亿元,稳居合资寿险首席。

原本陷入发展困局的中保康联人寿,由交通银行(601328.SH,3328.HK)接手并更名为交银康联人寿后,在新股东加持下,业务增长迅速,今年前九个月的原保费收入为125.96亿元,距老牌外资公司友邦仅有28亿元之遥。

不过,保费激增的背后,亦有急功进利之举。日前交银康联人寿因一款产品变相突破了定价利率、预定费用率和发生率的约束,收到保监会的监管函,受到半年内禁报新产品的处罚。

中新大东方人寿自从变身为恒大人寿,纳入持股50%的恒大集团的版图后,便充分体现出恒大系的风格,市场策略完全是中资公司的打法。去年虽然因狂飙万能险、举牌上市公司、短炒梅雁股份,引来市场指责和监管层处罚,但其业务和盈利已一日千里,截至今年三季末,净利润已达13.14亿元,原保费收入达219.91亿元。

不过亦有更换股东仍难有起色的合资公司,比如,浙江东方集团(600120.SH)以溢价高达231.07%的价格受让中韩人寿的中方股东浙江国际贸易集团股权,并为其实现成立五年来的首次增资。但从业务规模上来看,目前尚未发力。截至9月的原保费收入只有3.67亿元,环比仅增加0.54亿元。

在合资寿险公司中,中法人寿命运最为坎坷,中外股东中国国家邮政局和法国人寿皆有去意,业务停滞不前。2016年9月末以来,一直处于偿付能力不足状态。截至9月,原保费收入仅有18.06万元,净亏损达2040万元,净资产则为-4673万元。日前其发布公告称,“已出现流动性风险”。

总体来看,发生过股权更迭,中资股权增加、外资股权减少的公司占据大多数。为了不放弃在中国得来不易的保险牌照,一些外方股东选择减持至25%,从而使得合资公司变身为中资公司。穆迪评级公司助理副总裁、保险分析师袁永基表示,这样可以规避额外的监管壁垒。

据了解,在分支机构审批上,外资公司比中资公司要难得多,除了开设家数受限,审批时间也更长。普华永道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资公司分支机构获批仅需两到四个月,外资公司有的长达六个月甚至九个月。光大永明转制成为中资公司后,仅一年内获批的分支机构就超过其过去七年的分支机构总数。

还有一些外资公司选择参股中资公司,比如,美国万通人寿参股英大泰和人寿,不过,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参股信泰人寿,但又在2016年退出。

随着未来外资持股比例放开,保险市场会迎来什么样的改变?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表示,“开放和竞争才能真正提高市场效率,中资公司的竞争力从来都是竞争出来的,而不是被保护出来的。家电行业与汽车行业的情况就是很好的证明。”

不过,亦有多位保险业人士认为,即使外资持股比例放开,可能短时间内并不会引起外资增资潮。袁永基表示,据其从一些外资公司了解,外资股方可能会提高股权,但短期内变成独资不易。在当前保险牌照日趋紧俏的形势下,中资股东尤其是新进股东亦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股权占比,合资公司持权比例的变化可能会需要长期沟通。

中法人寿的悲剧之因即源于中方股东中国邮政曾想借其网点优势,将持股比例提升至75%,却与法国国家人寿无法达成一致,最终中国邮政选择成立中邮人寿,另起炉灶。

“外资的股权比例突破50%,并将逐步放开,这意味着外资进入保险业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在合资公司中可以谋取控股地位,甚至还可以以独资子公司的形态经营,从而增强了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灵活性与自由度。”朱俊生表示。

相对于放开外资持股比例的新政,外资公司可能更关心在销售渠道、业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对国计民生项目的参与度。在健康产业和养老产业大力发展的当下,据了解,在9月的外资座谈会上,一些合资公司提出,希望参与税优健康险和养老险试点,对接社保系统、养老机构、救援机构和健康管理公司,成立养老险等专业公司。

根据“入世”承诺,加入三年后,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不过,目前正在试点的税优健康险和养老险、护理保险等涉及社保的领域,外资公司鲜少参与。

袁永基表示,新政为外资保险公司带来新的机遇,使其能够更好地运用来自成熟市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更多地参与到养老保险、退休计划和医疗保险领域,“这些是国内保险公司供给不足的领域,而外资在年金、健康险和养老险等专业领域已有成熟和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

朱俊生亦认为,除了放松股权比例的诉求较为强烈,外资人身险公司也希望可以更加灵活地经营。

外资公司的这些诉求,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回应。在9月的外资保险公司座谈会上,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表示,为了推进保险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监管部门将重点着手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已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监管环境,鼓励其进入健康、养老、巨灾保险等专业领域,参与保险业经营的新模式,支持其参与国家和保险业的各项改革。

对于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保险机构,保监会将进一步优化准入政策,通过引入更多优秀的境外保险机构,完善保险市场主体结构,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促进行业有序竞争。

朱俊生认为,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进一步开放,改善已进入主体经营的制度环境,同时也将提高对潜在进入者的吸引力。

袁永基分析,相比中资公司,合资公司在销售渠道相对比较弱势。未来突破的地方可能在网销和电销方面。

三年后“50∶50”的持股比例获得突破,《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则需相应地修订。诸多 业内人士认为,外资持股比例放开,市场格局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

(编辑:daiso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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