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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多为子女教育,融资是最大难题|《财经》特稿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8-05-04 18:47: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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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谋生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构成一场逆向运动。

这场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是城市公共政策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限制长久存在,如城市户籍的门槛、高昂的房价、不完全的社会保障、难得的城市入学机会等等都对农民工构成一种推力;另一方面是农村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背景下也出现新的生机,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接轨时的机会,以及国家政策的动员,对农民工返乡构成一种拉力。

推拉之间,经过权衡,部分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据人社部测算,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数接近500万。

2017年底,中共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明确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可以预见,各级政府将以更大力度动员、支持农民工返乡创立一份事业。

那么,作为主角的农民工,他们的返乡创业之路走得顺利吗?《财经》记者前往多个省市展开调查。

——编者

近年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大幅增加,融资成为他们创业路上的最大障碍,中央的鼓励政策也在现实中未真正落实

《财经》记者 熊平平/文 朱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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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农民熊保国、熊定国兄弟早年返乡创业,后因效益不佳,重新返回苏州等地务工。刘阳/拍摄)

回乡从头开始

数位湖北麻城的外出务工农民,近年来逐渐离开了曾长期工作的沿海城市,回到家乡创业,有的从事种植、养殖,有的依托城区建设投身建材、装修市场,问及创业处境,喜忧参半。

麻城市坐落于湖北省东北部,与安徽、河南两省接壤,位于大别山中段南麓,城镇人口21.62万,农村人口95.3万。这里是湖北省典型的人口输出地区,大部分农民会外出务工,江苏苏州下辖的太仓和昆山是麻城最大的务工流入地,其次是广东东莞。

陈光富夫妇及熊福安曾长期在江苏苏州打工,黄丹、查盛平则常年在东莞务工,如今他们都回到麻城创业。

陈光富夫妇是麻城市木子店镇天井山村连二井湾村民,今年44岁。陈光富有三个兄弟,都常年在苏州打工,二哥陈光华在苏州拥有数个企业,在当地属于能人,而陈光富夫妇一直徘徊于工厂和建筑工地之间。

在外漂泊十多年后,陈光富夫妇几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干起了养殖。他们在村子临近马路的地方租下场地,盖猪圈,买猪仔,聘请防疫师傅,“巅峰时期养猪量在400余头,近年猪肉市价下跌严重,缩减规模,当前数量在100头左右”,除了养猪,夫妇两还养了30多只羊、100多只鸡鸭。

“每天除了查看田间地头的粮食蔬菜,就是喂猪、清理猪圈”,陈光富说,接送女儿上学也是他和妻子日常重要工作,由于村里小学条件不好,陈光富将女儿送到30公里外的木子店镇上小学,每天开车接送。

年过五十的熊福安是龟山镇梨树山村叶家河村民,在苏州等地务工20余年后,“感觉上了年纪,而且女儿需要照顾”,2013年,他回到叶家河,不再外出。

熊福安回乡后身兼数业。首先,他邀约邻村一位村民及一位有种植经验的安徽农民,承包了10亩山林,前期投资6万元,三人一起合伙种植天麻、茯苓等药材;其次,他还在当地一家小型水电站担任发电员,对他来说,这份工作的好处是只在晚上上班,不影响白天干活;另外,他并没有放弃种粮的老本行,虽然觉得粮食价格太低,不舍得“贱卖”,但一家人的口粮却也因此有了着落。

与陈光富、熊福安回村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不同。黄丹、查盛平把他们返乡后的落脚点放在了麻城市区。

黄丹是麻城宋埠镇村民,1998年她20岁时就在东莞长安一家台资电子厂打工。此后几年间,她从流水线包装女工做起,成为一家灯饰公司的销售部经理,每月收入8000元左右。

2015年,因为女儿不能在外地参加高考,黄丹决定尽早送她回家乡上学,以适应环境。于是她带着女儿返乡,与仍在广东中山工作的丈夫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黄丹把女儿送入麻城市华英中学读初一,属于当地优质私立中学。同时,她选择在麻城市区开了一家灯饰商城,因为早年在中山工作时就从事该行业,对灯饰非常熟悉,因为能拿到物美价廉的货源,生意渐有起色。

黄丹表示,相较她在中山灯具公司做部门经理,收入有所下降,且家庭分居,颇有遗憾,但如今在县城有自己的一家灯具商城,算是圆了多年的梦想。

年纪更长一些的查盛平是三河口镇槐树坳村民,在上世纪90年代进了麻城一家制造业企业,做锻造工人,后来公司破产下岗,他选择南下打工,此后多年在深圳与东莞之间摇摆。

谈起返乡的原因,查盛平说,主要是自己年纪大了,大城市节奏太快,工作也没有前些年好找,于是被“逼”回了家乡。返乡后,查盛平开始在自家一楼开零售店,卖副食,但不赚钱。后来因为自己有手艺,目前麻城的装修市场不错,就去银行贷款20多万元,买机器租厂房开始创业。查盛平的工厂目前拥有三台数控切割机,雇佣2人,每年毛收入在20万元左右,他正在准备扩建厂房,添置新机器。

相信勤劳能致富,是查盛平能在50岁时还创业的精神支撑,“别人能贷30万元买房,为什么我不能贷30万元创业?”

国家层面动员

近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动员、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梳理近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说法在2009年和2010年都出现过,但与当前背景不同的是,2008年下半年因遭遇全球金融危机,长三角、珠三角众多制造业公司倒闭裁员,近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此时中央文件多着眼“生活无着的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意在为其提供谋生环境。随着经济复苏,此后数年,“返乡创业”的说法一度淡出。

直至2015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重返官方语境。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支持农民工等群体返乡创业,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同时,国务院还制定了《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2015-2017年)》,分列七大行动计划,责任落实到各部委。

此后,农业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为农民工返乡提供基层服务、场地、产业、公共交通、教育培训、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业环境。在地方层面,各省市政府亦出台类似文件。

直至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将农民创业作为推动乡村、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落点。

国家动员的背景,是全国农民工增速持续下滑,跨省外出农民工也在持续减少。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发布的监测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86亿人,增速为1.7%,而此前的2011年增速为4.4%,即农民工总量虽上升,但近年增速却在明显下滑。

2016年跨省流动农民工7666万人,比上年减少79万人,下降1%,所占外出农民工比例亦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此外,外出农民工增速也呈逐年回落趋势,2016年增速仅为0.3%。

数据表明,2016年,除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跨省流动增长了0.4%,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均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近年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大幅增加。据农业部、人社部测算,截至2017年四季度,近年返乡农民工人数大幅增加,约有10.9%的人员选择创业,累计超过470万人。

2018年1月13日,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过去“孔雀东南飞”,现在开始出现“燕归巢”,各类返乡下乡创业的人员不断增加。

大势所趋之下,地方政府也出台各自的扶持政策。

河南省政府表示,2018年将扶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下乡创业20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0亿元,试点地区的返乡创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最高可获300万元贷款。此外,河南近期还成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通过政府出资5亿元和吸引社会资本45亿元,目前该基金前期已筹集50亿元。

陕西省发改委在2017年底亦表示,将与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合作,争取在2017年完成2亿元贷款发放。

四川省提出返乡创业个人可申请最高1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返乡创办企业享受不同程度企业所得税减免,如果入选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每个县还能得到500万元扶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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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8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丰乐镇马村村连片的致富大棚,蜿蜒山谷,错落有致。图/视觉中国)

市场冷暖自知

“不论在哪里创业、谁创业,都要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曾任江苏省武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的路锦说:“所有的创业都有风险。”

摆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者面前的第一道坎是认识市场。但市场难料,不少创业者兴致满满回乡,在遭遇亏损后,重新外出打工,更多刚起步的创业者正在经受考验。

与同乡一起种植药材的熊福安就遇到了令他头疼的难题,他们种植的天麻往年能卖出不错的价格,但在去年的收获季,哪怕是上等天麻每市斤价格也只能达到15元,此前两年达到25元。由于种植天麻需要承租大片山地,砍伐木材,还需要请种植技术指导,前期投入较大。“这一季应该赚不到钱了。”熊福安说。

熊福安表示,2017年他的药材种植面积达10亩,由于雨水太多,产量大受影响,只收获了约1万斤,且市价大不如往年,除掉成本,收益极少。

熊福安种植天麻等药材稍早,头些年赚了一些钱,加之他同时兼顾发电和种植粮食,因此今年的低迷行情对他影响不大。但邻村月形塘村村民韩福明的麻烦要大得多。

3

(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返乡创业村民熊福安正在晾晒药材天麻,因2017年市价走低,他的收入受较大影响。刘阳/拍摄)

韩福明选择种植天麻比熊福安晚,2015年,天麻、茯苓行情好,韩福明承包数十亩山林种植,前期修路、修整山林投入数万元。2016年行情稍好,有所盈利,但2017年两种药材行情走低,韩福明在天麻上就至少亏损2万多元。因不愿低价出售茯苓,原本2017年11月可出土的茯苓直至12月仍留在土中,韩福明计划“等待明年春天行情走好时再出土销售”。但第二年药材市场是否会更好,韩福明并没把握。

与韩福明同村的另外两位返乡创业农民的经历,则更加证明了市场的残酷。

熊定国、熊保国是月形塘村大岩垸的一对兄弟,早年在苏州工厂打工,因为脑子灵活、工作能力强,都走上了管理岗位,收入在同村外出务工人员中较高,早早就回村建起了楼房。

2012年,由于孩子上学问题,两兄弟决定回家。担心村里小学教学质量不好,熊定国兄弟将孩子送到麻城市里的小学就读,自己则在自家屋旁建造了成排的猪圈,请来学牲畜防疫的侄子指导,购买幼猪崽,开始创业。

熊保国告诉《财经》记者,开始养猪时猪肉价格是高点,但此后逐渐走低,他们在养殖上的投入越来越难收回,盈利艰难。2013年、2014年他们的养殖规模不断萎缩,由于迟迟等不来猪肉价格回暖,2015年两兄弟关闭养殖场,重新回到苏州等地打工。

事后看,如果熊保国兄弟再熬上一年,就会迎来猪价的反弹,但现实已不容他们重新选择。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对《财经》记者表示,返乡创业的风险客观存在,但因农民身份的特殊性、创业成功的积极社会效应,在国家动员的同时,应通过制度性保障,增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抗市场风险能力。

李铁强调,对地方政府而言,应该帮助农民工在创业时提高抗风险能力,比如在土地政策、管理政策、工商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减少行政成本和限制。但他同时提醒,政府并不应该替创业者承担市场风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针对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缺乏,熊福安、黄丹表示从未听说过麻城当地有此类的技能培训。非营利机构北京市爱故乡秘书长张斌告诉记者,在县市一级,这类培训多由组织部、人社局、团委等部门负责,但针对性不强,很难起到实际效果,二是大量的机会、资源都由极为少数创业者占据。

而通过金融手段来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更为匮乏。城市公司组织在生产经营时,金融机制相对健全,通过购买不同类型的保险,可降低其经营风险。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行最对《财经》记者表示,根据他们在农村长期经验,这类保险目前基本没有。

针对农民创业风险,路锦建议,农业是个高风险产业,政府与其提供补贴,不如把这部分钱拿出来成立专项风险防范基金,为农业生产风险提供保障。

看得见的天花板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农民工返乡的创业方向不少集中在种植、养殖以及建筑等相关行业,但这些行业普遍高风险、高污染,缺乏可持续性。而相对较有前景的生态旅游、城市服务等行业因创业成本高,选择的人并不多。

陈光富夫妇已经成为连二井当地的能人,养殖业做得颇有起色,猪羊鸡鸭构成一个小生态,每逢生猪出栏,都有买主上门主动拿货。熬过猪肉价格的低谷期,陈光富夫妇坚守到了猪肉价格的高点,赚到不少钱。“养猪是赚一年,可以亏三年的。”当地一位养殖从业者告诉记者。

但陈光富这类中小养殖场也面临政策风险,近年环保督查越来越严,猪粪排放、防疫问题都将成为政策收紧的因素。已经有多地环保部门查禁了这类养殖场。张斌告诉《财经》记者,陕西多地因环保督查,他熟悉的多位养殖业主都遭查封,“对于农民创业者来说,这是致命性打击”。

由于麻城近年装修市场需求大,查盛平的瓷砖加工厂很快实现盈利。工厂现在的经营状况不错,但查盛平并未意识到未来潜在的风险。

由于厂房在市区,因扰民和噪音、粉尘污染已遭到居民投诉。此外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查盛平仍在增建厂房、添加设备,工厂处在扩张阶段,随着麻城建筑装修市场需求的逐渐饱和,未来的订单可能走下坡路。

查盛平对环保问题不以为然,并不理会附近居民的投诉,他对市场需求仍表乐观,增加设备、增建厂房是他对未来市场的判断。

与湖北麻城几位创业者远虑不同,广东惠州的一家皮具厂经营者田宝城正遭遇近忧。

田宝城是惠州博罗县农民,初中毕业后外出,在东莞和中山皮具工厂打工。由于常年在皮具行业工作,他和妻子逐渐熟悉行业上下游市场,2009年至2010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雇佣他的老板选择将整个工厂转手给了田宝城夫妇。田宝城将工厂迁到惠州,自己做老板,接手设备、租厂房、雇人工,前期投入70多万元积蓄。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田宝城工厂订单逐渐增多,2011年至2016年一直都做代工。规模最大时,拥有70多名工人,年产值达到700万元,利润在50万元左右。

但近年实体经济低迷,田宝城的皮具加工生意持续缩减规模,目前只有15个工人。他还在坚持,“只要不倒闭,能活着就行。”

一面在守业,一面再次创业。田宝城分析,代工竞争大、成本高,订单利润太低,而自己做品牌则是另一种尝试,“也想学学怎么用网络来做推广”。于是他注册了一个商标,开始经营自己的皮包品牌,并租了一个门面用于展示样品。“这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他说。

在珠三角,不少像田宝城这样的返乡创业者,早年靠来料加工赚下了一些家底,但随着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经过权衡,或转手离开再次进入企业,或二次创业,试图追上产业升级的脚步。

融资是主要难题

相较城市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服务历来匮乏,“钱从哪里来”成为资金紧张的返乡创业群体面前的难题。

麻城农民熊福安告诉《财经》记者,自己曾尝试向当地农信社贷款,以此来扩大药材种植规模,但因贷款门槛过高,无奈弃之。

麻城河村书记胡广龙告诉记者,现在向农信社贷款,一是需要公职人员做担保,但农民较难找到,即使找到担保,贷款额度也极为有限;二是提供担保物,通常要贷款10万元,需要提供至少价值20万元的抵押财产,由于法律上农村宅基地不可作为抵押物,而且信用社也不愿将宅基地上的房屋作为抵押,农民基本难以提供符合条件的抵押物。

与熊福安境遇类似,多位不同省份的返乡创业者都表示,信用社很少会给农民贷款搞养殖。张斌分析,由于农村农民身份限制,农民创业者融资方式极为有限,一是门槛高,二是成本高,三是融资额度低。

据记者了解,在湖北、湖南等省农村,返乡创业者融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类是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一类是只允许放款不允许存款的小额贷款公司,三类是农村资金互助社,此外就是民间借贷。

但前三类组织对创业农民筹钱都较为困难,或需要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胡广龙指出,上述第一类金融机构是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主力,后两类作为补充存在,小额贷款和资金互助组织仅能提供额度有限的贷款服务。

据湖北黄冈地区一位农商银行人士透露,农村金融机构会考虑风险,对农民贷款利率一般实行基准利率上浮政策,目前农户贷款的平均利率在基准利率的2倍以上。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行最介绍,除去政府无息贷款这类非商业类的资金支持,专业化融资方式中,银行农信社的融资成本为6%-8%,农村小贷公司的利率平均在20%以上,但多集中于县城地区;农村最为常见的民间借贷,熟人借贷的利率大概8%-30%,其中还包含人情等隐性成本,而民间高利贷的利率水平一般都在36%以上。

2016年12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曾发布调研数据,银行类机构、资金互助社及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分别为11%、7%和18.2%,相对于目前5%左右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来说,农村贷款成本可谓高昂。

为什么农民贷款门槛及成本如此之高?据上述农商行人士解释,一方面是农民所提供的抵押物、有效担保较难变现,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风险高。另外据麻城农民查盛平介绍,除了较高的利率外,农民提供的抵押物需要支付评估费。

农民要想获得大额贷款更为艰难,但对于返乡创业来说,无论种植、养殖或投资建厂房,都需要大量资金,但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流慢,难有高额抵押物,大额资金极难通过金融机构融到。

胡广龙介绍,农村乡镇是熟人社会,在自有资金不足情况下,向熟人借钱是目前众多返乡创业者的第一选择,但由于农村社会普遍不相信创业,除生病、考学等亲戚会愿意借钱,向熟人借钱也非常难。

在各种筹钱方式门槛高的情况下,农村高利贷盛行,急需用钱的农民和创业者或愿意向高利贷筹钱。“但高利贷背后都是当地黑恶势力,风险更高。”胡广龙说。

政策落地不易

湖北黄冈、襄阳等地的多位返乡创业者表示,虽然国家层面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但他们没有明显感受到政策的优惠,“补贴拿不到,审批办事成本高,优惠政策轮不到普通人”。

湖北麻城市在2015年出台了金融扶贫政策,由农商行向当地农村贫困户发放免担保贴息贷款,额度在2万至5万元之间,农户可按季度向银行付息,到年底时,政府再将利息全部返还。这一贷款额度虽不大,但适合当地农村的小农生产模式,许多贫困农户可利用这笔小额贷款做起了种植与养殖生意,如多家农户自发合并在一起,资金规模达数十万元,足以支撑药材种植或生态农业项目。

然而,多位村民对《财经》记者表示,这笔资金没有到达农户手中,名义上贷款人是村民,资金最终流向一家企业,到年底,村民只是获得一笔千余元由政府返还的贴息。

之所以这么做,当地农商行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把钱借给贫困户有风险,主要是担心收不回来,但借给盈利的企业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扶贫贷款落实时变形,在地方是常见情形,同时,创业补贴资金审批发放也容易成为基层干部寻租的手段。

湖北一位返乡创业者对记者表示,他们第一年拿到了近万元的养猪补贴,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主动申请过这项补贴。“第一年为了拿那笔补贴,我们给管事的干部送礼都花了几千元。”

总结创业失败的原因时,熊保国指出,其中一条是养猪补贴申请不到,他在申请补贴时常因“养殖规模不够”被拒绝,在等待猪肉价格回升的第三年,熊保国兄弟的养猪厂若能申请下来补贴,“应该能熬过去,第四年猪肉价格就持续走高”。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吴重庆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现实政策执行中,中央和省财政出台的补贴资金,常常被各级政府截留,使得中央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湖北多位村委会主任对记者表示,近几年基层组织忙于完成上级政府交办任务,对返乡创业政策来不及消化。襄阳一位村书记表示,“村委会近几年核心工作是扶贫和党建,大部分时间都在填表、写材料,老百姓问我们返乡创业者有哪些优惠政策,我们不清楚,他们去市里问,市里很多部门也不清楚。”

4

(2017年10月,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启动“村景入画、彩绘上墙”活动,巨型彩色墙体画成为当地推介乡村生态旅游的“吸睛”看点。图/视觉中国)

打通城乡要素流通

在当地农民大规模进城的背景下,大量的市场需求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因此破除城乡壁垒,找到市场,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的一个要素。

在《财经》记者接触的在农村创业成功案例中,其共同点是找到了城市的需求。位于浙江义乌的何斯路村,并非资源区位优越之地,但在近年的发展走在了全国村庄的前列,2016年时,人年均纯收入就达3.6万元,比同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高1.2万元。该村的成功源于2008年村民何允辉的返村创业,种植薰衣草、家酿黄酒,后修建祠堂、文化街,生态与乡风并重,每年吸引游客20余万人,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每年400余万元。

相较何斯路村的集体创业之路,麻城河村书记胡广龙的创业之路可谓坎坷。麻城河村多处有保存较好的古村落,自然生态环境也很好,胡广龙一直想发展乡村旅游,“古村+生态+绿色正是城里人想要的”,他为此奔波多年,但发展一直都难有突破,“城市的资本、需求进不来,我再怎么吆喝,都还是不行”,胡广龙颇为苦恼。

胡广龙介绍,他曾找到中信等大企业洽谈开发合作,最终无果,一方面是当地配套基础条件差,开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出于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考虑,“有的公司要求我们村民全部离开村庄,将土地交给企业,由企业开发”,村民被排斥在外并不是胡广龙的创业初衷。

对于农村创业者来说,土地的利用限制也是难以越过的障碍。一是创业者用地难。由于返乡创业投入的资金较低,创造的财政收入、财税收入也比较小,地方普遍不可能提供用地指标。

同时,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融资,限制了集体土地的资本化能力,因为所有投资项目都必须由自有资金支付,大幅提高了集体土地上产业进入的门槛。另外,缺乏抵押融资功能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估值会大大降低,利用效率难以真正提升。

这套土地制度安排导致城市的资本很难流入乡村,“即使有外面的老板看中了村民的创业项目,由于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因素,会退缩”,胡广龙说。

此外,在土地使用权流转方面,诸多土地的使用多没有明确的预期,对返乡创业者来说,他们在投资生产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地力培肥、产业发展投入上亦存在一定顾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表示,城市与农村一直是隔离状态,过去一直把农村各项资源统到城市,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最后形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与农村由于制度导致的市场要素不流通,这制约着每一个返乡创业的农民。

本报道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财经》杂志、腾讯新闻联合出品。

(本文首刊于2018年4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编辑:daiso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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