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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如何解决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9-03-02 1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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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市场化、最开放也是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群,我相信这里会真正形成一个开放自由的生态环境,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财经焦建/文 /编辑

在近日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在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会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肖耿看来,这个定位其实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来共同确定的,“在过去40年内,中国的发展面临两方面的瓶颈:一个与创新有关;另一个则与国际金融——特别是跨境金融——密切相关。要突破这两个瓶颈,中国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群来应对。”不仅如此,在有关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模式——市场化、法治建设、开放程度——等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诸多方面,“中国也可以利用大湾区的优势,先行先试。”

在为上述诸多目标“先行先试”并成为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湾区方面,没有太多声音会质疑粤港澳大湾区所拥有的实力及蕴含的可能性。但如何在发挥“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优势同时克服障碍,解决湾区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最后一公里”的衔接难题实现高效便捷流通,让各方面都尽快实现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对的挑战。

在今年初及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肖耿结合其多年来对香港金融业的观察和近年来在珠三角多个湾区城市的研究经验,对于上述一系列难题,特别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等问题给出了判断。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建言称:香港应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从港币与SDR挂钩等方面入手,背靠中国内地、紧跟西方发达的经济金融枢纽,继续引领世界金融未来的发展潮流。

核心挑

财经》:就各方关注已久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展来,《要》的公布意味着什么?

 

肖耿: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创新活力、最市场化、最国际化的一个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内具有多个极具特色且互补的城市——全球领先的贸易金融与服务枢纽城市香港、中国领先的创新技术城市深圳、中国超级消费与贸易城市广州、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基地城市佛山与东莞,以及全球领先的博彩娱乐城市澳门——这里理所当然应成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实验室与支点,也可以帮助中国与世界建立一个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及货币秩序。各方应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最有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之一,将其建成成为具备纽约金融中心、旧金山创新中心及东京制造业中心三个功能的世界级超级大湾区。

《纲要》公布,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上升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是其在新发展阶段上的一个起点。《纲要》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出的,把过去每个城市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能够让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更加互补。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的建设目标实现之时,各界对大湾区的认识都将会不断深化,发展建设的过程也将不断升级、不断深入。

而因为《纲要》的重点之一是做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各类要素自由流动。一旦这些都实现了之后,各个城市间会形成新的聚合效应,彼此之间会在市场的作用下产生新的合作与竞争。虽然我现在还无法预判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但因为大湾区是中国最市场化、最开放也是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群,我相信这里会真正形成一个开放自由的生态环境,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财经》:目和挑兼具,包括城市之间的竞合关系的关系,也使得不少人在担心《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软约问题,无法真正快速落地施。

 

肖耿:确实。随着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时期,会存在一系列的共性问题——不仅需要微信、淘宝、高铁、航母,还需要青山绿水、幸福生活、高质量芯片及医疗、稳定公平的多边贸易投资金融体系,以及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等更富挑战的追求——粤港澳大湾区所面临的共性的挑战也将会出现数量级的攀升。

但具体到挑战的特性问题,我所关注的则主要是这一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这种挑战表现在哪些地方?主要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消除竞争壁垒。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各式各样的竞争,包括城市与城市的竞争、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人与人的竞争。竞争一方面带来进步,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粤港澳各个城市之间整合的障碍。

所以难题在于: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快在大湾区内部协调各类软硬件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引入适当的区域间的竞争机制来激发创造力。比如科技创新,香港本来有优势去做,但其受制于瓶颈制约不去做或者做得慢,深圳就可以也应该去做。各地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会促进彼此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是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使得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就应在湾区内部减少不必要的竞争,且把彼此间最具优势的要素资源通过供应链整合起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和瓶颈实现这一点,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湾区。

财经》:存在些具体的困难和瓶颈会妨碍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争力?

 

肖耿:很多困难和瓶颈都是由于“最后一公里”没处理好,这个概念不光可以用在产品领域,还可以用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承认,中国内地依然还有不少“最后一公里”的建设工作没有做好。反观香港,就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包括独立的司法、强力反腐机制、稳定的货币、世界级的资本市场、高质量及国际化的教育体系,以及高效成熟的城市管理机制。正因香港的各类经济社会体制,以及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等都做得非常好,这就使得香港能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软件”的供给源之一。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香港的“软件”也可以成为其“硬件”的极好补充。

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的不少城市已具备对标香港的能力。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在经济开放、税收体制、金融监管、法律实践等重要领域将香港的好制度在大湾区内复制,建立一个属于中国与世界的超级经济特区,将大湾区升级为东西方贸易、投资、金融、与货币交流的现代化桥梁及平台,为国家发展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但问题就在于,把这些优势资源整合并不容易,因为这当中有很多体制障碍。如无法克服瓶颈和控制潜在体制风险,就无法发挥各个城市、各个企业、每个个人具有的比较优势。所以分析到最后,其实是微观层面的瓶颈和潜在体制风险决定了大湾区的整体竞争力。

此外,我们在考虑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作用时,也要记住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沟通的平台,其根源就在于香港跟内地不同,这种学习并不意味着要将二者同化。香港的法律制度、跟西方一致的经济制度等等都是非常宝贵的,是“一国两制”这一独特的制度安排,才使得香港才可以像一个快艇一样紧跟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航空母舰群,这对于中国经济突破与世界的障碍会起非常大的作用。维持政治、经济、社会的界线来保障香港与中国内地不同非常重要,而这也是香港正在面临的挑战:如何同时维持“一国”及“两制”的优势,并妥善处理制度安排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及利益冲突。

财经》:可否理解,粤港澳大湾区面的核心挑之一是克服系列微观障碍打通产业链降低成本。要实现这一目的,珠三角地区一步学香港的各,而香港在产业链上降成本的作用如何体

 

肖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总结为一条:市场交易的边际制度成本很低。简单一点说,就是因为香港在服务等一系列方面的成本仍然低,所以各地应该互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广州接近(许多领域由于规模小甚至不如广州)。但在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香港的国际贸易及出口加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并深深融入珠三角地区,成为全球供应链在亚洲的枢纽,为中国内地引进了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将在内地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香港也因此迅速发展成一个以贸易、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及地产为主导的全球服务业枢纽,服务业占GDP的产值超过95%,工资及资产价格也由于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断上升。

粗看起来,现在香港的要素成本其实普遍都是挺高昂的,比如土地、人才甚至资金的价格都不低,而维护香港自由市场基础设施的固定成本也并不低,香港公务员、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士、警察及社会机构雇员的工资与市场看齐,人数也相当多。之所以香港能够做到边际制度成本很低,原因其实是香港经济的极高效率以及香港极低税率下的财政状况非常健康——几乎没有内外政府债务——高昂的固定制度成本得到的回报是极低的边际市场交易成本,也就是在市场交易量增加时,每单位交易量平摊的制度成本非常低。

这样的“低成本”导致香港经济维持着一种非常独特的运作模式:其经济增长及要素价格主要由交易量决定。从短期来看,香港贸易、金融、专业服务及物流的交易量并不太依赖本地政策,而主要被全球经济的动态发展主导。中国、美国、亚洲、欧洲及世界任何地方的经济波动都或多或少会影响香港市场,香港经济可以说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但对本地短期政治及社区问题并不敏感。这个特征对香港特区政府及其精英可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短期经济发展业绩主要会受外部力量影响,但他们在处理短期政治及社会问题方面的贡献或失误却会影响到香港的长期核心竞争力。

财经》:按照一分析框架,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其他城市合作依然是各取所需: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来,主要瓶产业与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国人才、本、技与机制等,香港能提供一部分;一方面,香港也需要一步构建其与珠三角城市的腹地”关系,持其高效率和低成本模式行所必需的主要市场空间

 

肖耿:香港的人口、地理空间都太小,需要通过整合大湾区来扩大这个离岸经济体。香港世界级的服务业因为基础设施局限及地理空间限制而处于潜在产能发掘不够,而需求不断上升的状态。香港还有更多的潜力需要挖掘,但现在挖不出来,因为它本身的一些问题解决不了。比如其政治、地产、与社会问题瓶颈有可能严重约束其面对未来的引领创新能力,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有没有钱。有必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来突破香港地理空间限制及内地城市的制度瓶颈。

比如说,香港大学的毕业生目前的收入比25年前还稍低,可香港的房价25年间已经翻了3到4倍。香港以往的成功导致房价上涨,也将香港一步步推向了纽约“曼哈顿岛”的发展模式。但曼哈顿背后有整个纽约湾区广大的地理空间支持,高房价才不会成为纽约湾区发展成世界顶级湾区的瓶颈。但到目前为止,应该说香港还无法有效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广阔的地理空间为其居民及企业提供生活及运营支持。

如果能有更好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和更灵活的医疗、金融和社会服务供给机制,香港退休居民及年轻的就业群体就可突破城市边界,在更广阔的空间选择更好更多的生活及工作环境。《纲要》付诸实施对香港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些互补双赢的机会如果得到有效利用,会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国际竞争力,也可让香港继续冲在前面,在全球为国家发展战略做出贡献。

香港金融业的机遇

 

财经》:进一步细化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新的合作关系中,香港的传统强项金融业还有哪些优势?应如何进一步发展?

 

肖耿:到目前为止香港仍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全球金融中心。正是由于其活跃及开放的金融市场,国际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内地金融市场还没有成熟之际捷足先登,投资中国创新及成功的企业。除了股票市场,香港也是首屈一指的全球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在银行(全球百大银行中,70%在香港有业务)、保险(吸引了全球顶尖的保险公司)、基金、私募投资及直接投资方面也非常活跃,并在全球领先。中国内地在金融业发展方面最希望拥有的制度、能力、实践及人才,香港仍是最优良的提供地。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当中,虽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香港金融、地产及专业服务在各种危机之后能得到迅速恢复并持续扩张并取得了非常亮丽的成绩,也成功推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沪港通、深港通及债券通,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金融市场构筑了一系列风险可控、规模可调、市场共享的金融产品特别通道。但远远没有穷尽其作为一个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力。在思考大湾区带给香港的机会与挑战时,我认为主要应关注两个方面——金融中心和“一带一路”——它们都是香港实实在在可以做到的。

就金融中心的建设而言,为了推动创新加速,香港可以进一步发挥其金融市场的作用去合理地分散并分担风险;其次,香港应进一步加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股市债市连通机制,从而成功地将香港世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发挥出来,不仅可以支持中国城市集群的发展,也会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所需要的离岸融资功能。

与之相关的,是香港应该在科技创新领域——未来最艰巨的国际竞争可能会在大数据及金融科技领域。而香港作为全球最开放并同时与西方及中国享有密切联系的独一无二城市,具有无限创新、搭桥转换及制定规则与标准的潜力。也能够持续、深入、系统、开放、有竞争力的并从国家利益及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的角度展开的试点与试错。

财经》:你曾回忆过大概二十年前在香港证监会工作时的经历,提到其中三年的主要工作是研究香港金融市和中国金融市的融合,包括QDII,QFII,在的沪港通、深港通等,指出通常一些新大胆的政策从概念到落要五到十年时间在展望未来五到十年的,香港应抓住些潜在但重要的机遇?

 

肖耿:香港需要解放思想、突破港岛经济心态,思考如何将香港打造成一个数一数二的世界级全球金融中心。背靠崛起中的中国内地,紧跟西方最发达的经济金融枢纽,携手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粤港澳大湾区”相邻城市群,香港应引领世界金融未来的发展潮流。在这一前提下展望未来20年的话,香港在哪些金融领域可以有脱胎换骨的重大梦想与突破?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有了可能稍显“偏见”的答案:在未来20年内,港币应该与美元汇率脱钩,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篮子储备货币SDR挂钩,并成为与SDR同等市场价值的一个超主权竞争性货币。这样的话,以港币或SDR计价的商品期货市场将可能与股票市场一样在香港崛起,香港也才会真正成为首屈一指的人民币国际化及“一带一路”融资离岸中心。

财经》:有关改革港币与美元的率制度弊端的呼声由来已久,虽近年来香港多位财金界官员的基本态度都是状,但改革方案仍是出不

 

肖耿:这是因为确实有改革需求。要提改革,我们也先要回顾一下历史: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时期,港币曾经一度被迫与英镑脱钩,之后才改为与美元挂钩。从其后的时间来看,这种做法有效地稳定了香港的银行、股市及楼市,为后来迎接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及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在过去20年,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的制度规则及操作过程简单透明,实际上是直接采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即港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7.8港币,而港币的利率也基本与美元利率相同,所以香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基本上将港币等同于美元。

港币和美元挂钩本身是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形成的,但不管是分析现状还是展望未来的话,港币与美元挂钩的理由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少:首先,港币继续与美元挂钩,香港实际上实行的是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在过去十多年中,这对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冲击(主要是增加需求、抬高市价)很大。因为香港的地理空间非常小,却有很多很多来自本地及外地人的住房及商业用地需求,导致房地产市场供需极端不平衡,而政府却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提供更多的土地供应,再加上持续的低利率就会让地产泡沫不断加大。现在美国进入加息周期,香港市场很可能会受到冲击。因美国加息到一定程度,香港经济开始衰退的话,本应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联系汇率就意味着香港需要跟随美国加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从长远看联系汇率是不适应香港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

财经》:港币跟SDR挂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有多高?

 

肖耿:我建议港币与SDR挂钩的理由很简单:香港是一个融贯中西的全球金融中心,一旦港币与一篮子货币SDR挂钩,港币的利率就会是一篮子货币中每个货币利率的加权平均,而权重就是SDR中每种货币的权重,这个加权平均利率应该最适合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挂钩后,SDR将立刻具备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市场,因为以港币计价交易的民间金融与非金融资产会将SDR从一个没有市场的概念性超主权储备货币演变成一个既有竞争性(其他经济体,如新加坡,也可以发行与SDR挂钩的货币),又有超主权权威性(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界定SDR的权重、基准利率及在全球危机时期承担超主权货币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这能为未来大宗商品交易、一带一路离岸融资、数字货币创新打下基础。

从可行性角度来看:在数字金融越来越发达的未来20年中,港币与SDR挂钩的技术操作成本会变得非常低;港交所已经收购了伦敦商品贸易交易所,如果香港的货币跟SDR全球超主权货币挂钩,SDR变成国际货币,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时,香港的商品贸易应该是在全球最重要的。如果香港能够成为主导全球商品贸易的金融中心,这对国家战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贡献将会非常大。

不仅如此,在中美贸易战的新形势下,中国最难解决的金融开放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办法可以有序实现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另外一个改革难题就是找不到好办法快速建立一个与香港、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区体制相融的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所以中国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来培育人才、聚集资金、创新商业模式与科技、及推进国内及国际的体制与治理改革,为更好的全球化做贡献。我认为中国可能需要建立一个规模足够大的离岸经济区作为未来40年改革的特区或试验区,并以香港为基本经济制度样板,但人口可以扩大10倍,而面积可以扩大20-30倍,例如可考虑将海南岛和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中国的一个离岸并向全球开放的世界级超级经济特区。如果把这个区域变成超级的自由港/经济特区/试验区,就一定需要有一个超主权国际货币。如果港币与SDR挂钩,就可以直接用港币。现在因为有了金融科技,一揽子货币操作变得容易,而且可以有电子围栏来监管资金跨境跨区流动。

本文粤港澳大湾区系列

【作者:焦建】 (编辑:叶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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