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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9-04-09 2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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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核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核心城市群积累的势能在空间上扩散、传导和释放,转化为中国其他城市群的发展动能。不同城市群内部和之间联动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文/杨现领

中国当前城镇化率为58.5%(2017),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4.8%),但在G20国家中还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仅排在印度(33.6%)和印尼(54.7%)之前。高城镇化率虽不是衡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表征。

例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都有着与本国经济水平不相称的高城镇化率,但是高城镇化率则是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其水平都在80%左右,日本甚至高达90%以上。

中国城镇化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正式进入起步准备期,用了十年时间到1962年上升到接近20%(19.75%),但因为政治因素错过了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历史关键时间节点,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重启。

中国城镇化历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大约100年的滞后期。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必然趋势。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会不断转化为城市人口,城镇化率会不断提升。照此规律,中国城镇化率刚刚接近60%,未来10%-20%的上升空间是否存在?

城镇化的新势能

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城镇化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准备期(1800s-1850s),城镇化率从10%提升到20%左右。快速发展期(1850s-1970s),城镇化率从20%左右快速增长到70%以上。缓慢调整期(1970s-1980s),城镇化率超过70%以上时(英国79%,美国73%,德国72%,法国73%,),进入10年-20年左右“横盘”阶段,城镇化率增长缓慢甚至出现略微下降。良性发展期(1980s-),1980年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以小速率持续增长至目前的80%左右。此外,2011年开始,在日本(城镇化率91.1%)和德国(城镇化率77.2%)还出现了新调整期,表现为城镇化率进入新的停滞时期。

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后半段,快速发展期尚未完结。

从速率上看,中国城镇化速率正在匀速放缓,但比照主要城镇化国家历史时期的城镇化速率,增长仍处于较高水平(年均增长率在3%以上),可支撑今后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

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城镇化率会在2019年达到60%,2030年达到70%,2050年达到80%。如果结合国际经验,以欧美模式和拉美模式两种情景分析,中国城镇化率在2028年前后达到70%,只是欧美模式在2030年后进入缓慢调整期,2050年不会达到80%,而拉美模式2030年后会继续保持城镇化率的较快增长,2050年超过80%。

无论哪种分析结果,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还有至少10年的较快上升通道,城镇化率提升不少于10%。

人口流动的几次变迁

考察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的分布,可以充分认知未来十年城市增量人口的分布特征。2000年-2010年可以概括为“一江春水向东流”,城市人口流动的主方向为从中部、西部向东部城市流动。

2010年-2018年城镇人口变化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城市人口流动的方向继续向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热点城市流动,但东部城市人口增量有所减少,中西部城市人口有明显的回流特征,人口增量分布倾向于均衡化。

2018年-2030年可以概括为“横看成岭侧成峰”,城市人口流动将打破梯度格局,向区域多中心方向发展。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3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52.7%、19.4%、18.7%和9.3%,2030年预测该比重分别为52.5%、19.8%、18.9%和8.9%,东部地区人口比重仍稳定,中部地区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东北地区比重有所下降。城市人口增量中有51.8%位于东部城市、21.1%位于中部城市、19.7%位于西部城市、7.4%位于东北城市。

大城规模+小城数量

从城市类型来看,2000年、2010年和2018年数据显示,小城市人口数量较为稳定,而大城市以上级别人口增长加快,大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

2000年-2018年小城市人口增量约为1亿人口,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人口接近翻倍,超大城市人口从2453万增长到9780万,城镇人口分布呈现“小城打底,大城发育”的特征。预计到2030年,中小城市人口总量将保持稳定,但人口比例不断缩小(从59%到46%),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将进一步增加,所占比例超过50%(从41%到54%)。

国际经验为中国城市人口分布提供了格局参照。美国城市人口分布与中国类似,从超大城市到小城市,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英国和德国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小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50%,尤其是德国小城市人口比重更是达到了77%,表现出特别好的城市均衡结构。

日本则反其道而行之,城市人口主要集聚在超大城市,比例接近50%(48%),其他城市类别人口比例很小,小城市人口比例只占20%。基于中国地域和人口特点,既不能大城市无限蔓延,也不能小城无限散布,而应吸收国际优秀经验,既要适度增加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规模集聚作用,也要促进小城市发育,增加小城市数量,发挥小城市的人口蓄水池作用。

30万人口以上城市分析表明,2018年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城镇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44%,而三大城市群人口规模仍在增加。2018年-2030年的人口增量中约有43.4%的比例将会继续流向三大顶级城市群,其次长江中游、成渝和中原城市群流入比例合计为22.3%。三大核心城市群引领格局已经形成且不断加强。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核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顶级城市群顶端优势积累的势能在空间上进行扩散、传导和释放,转化为中国其他城市群的发展动能,不同城市群内部和之间发生联动,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城市如何提升国民财富?

人塑造了城市,反过来,城市能否让人们更加富裕呢?城镇化与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目前,高城镇化率国家大体分为三个梯队:以挪威、瑞士、阿联酋等国为代表的第一梯队,表现为高城镇化率超高收入;以美国、德国、英国等传统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第二梯队,表现为高城镇化率高收入;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为代表的第三梯队,表现为高城镇化率低收入。中国城镇化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DP距世界平均水平尚有一定差距。

欧美发达国家的长时间序列(1600年-2016年)研究表明,城镇化率在60%之前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到城镇人口的转化,对个人财富提升并不明显,而在60%以后,城镇化对个人财富的增长效应逐渐凸显,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尤其是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时,人均GDP会出现指数增长(相对于城镇化率)。与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规律相比较,人均GDP指数增长期正好对应城镇化率70%-75%的缓慢调整期。这一时期,城镇化率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而人均GDP不断提高,城市表现为内涵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发生质变。

相应的,拉美国家错过这一调整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长期处于低水平,并发生较大波动。欧美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的两种情景中国都有可能发生。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和城市结构性调整到历史关键期,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关键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求我们不能片面注重城镇化率,而要着眼于城市的内涵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如果转型策略有效,中国国民人均财富将在2024年以后开始提速,2030年前后进入高速发展通道。

双驱动下的城市群新格局

省级层面,地区梯队性比较明显:北京、上海、天津地区性城镇化率超过80%,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城镇化率达到70%,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如果走欧美模式的良性发展道路,即可陆续进入快速上升通道,而辽宁、江西、黑龙江等省份,城镇化率对人均GDP拉升不明显,结构性调整压力较大。未来城镇化策略应注重不同的区域梯度,针对不同城镇化阶段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调整策略,不仅使城镇化进程前后衔接,也要使城镇化切实转化为人民财富持续增长的推力。

中国城市结构调整的方向在于双效应驱动。城市间联动机制可以分为溢出效应和传导效应两种情况:(1)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核心城市群内部,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当核心城市在发展优势积累到超出自身空间和结构支撑的时候,人口、产业、资本等发展要素就会在空间和结构上溢出,而其周边城市由于地缘优势就发挥了承载功能。(2)传导效应。核心城市积累的发展优势在空间上跨区域传导,表现为某种发展资源通过交通、政策、投资等途径在某一个城市或城市群集中释放。这种效应的产生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核心城市的资源传导意向,二是承接城市的条件准备。

城市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城市间联系和城市内部功能要素重新布局使资源配置合理化。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与级联效应能够激发发展动能,如美国东西海岸的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两条高科技城市走廊为美国城市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城市内部的结构性改善有利于高端人才的聚集,同时注意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使不同层级的城市人口能够有效更新和流动,将城镇化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经济推动力。

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核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核心城市群顶端优势积累的势能在空间上进行扩散、传导和释放,转化为中国其他城市群的发展动能,不同城市群内部和之间发生联动,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格局。这种格局下,我国城市群发展梯度从高到低依次分为四个层次和区域:顶级城市群→沿海次级城市群→枢纽城市群→外围城市群。

针对不同城市群特点,发展上应因城施策,建立中国特色的城市联动体系和全要素产业结构。

发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头部引擎作用,引导和鼓励高端资源数量集聚和结构优化,积聚发展势能,探索政企合作、社会各方协作建立全国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综合平台。

一方面,优化溢出结构,通过三大顶级城市群带动环渤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另一方面,打通三大顶级城市群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尤其是与枢纽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空间传导通路,强化交通连接、人才连接、资金连接和信息连接,促进优质发展势能到动能的顺畅转化。外围城市根据区位和资质优势,配套国际合作、投资、人才等优惠政策包,促成有条件的城市散点开花。城市群核心城市做好产业结构性优化,同时构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结构,在适度集聚基础上建立多中心的良性格局。

(作者为贝壳研究院院长;编辑:王延春)

(本文首刊于2019年4月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编辑:陈颖)
关键字: 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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