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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开放:外资行审慎加码,中资行不畏“鲶鱼”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9-10-21 20: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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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银行业竞争激烈,地位难以撼动,外资银行对资产管理、金融科技、不良资产处置等特定领域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合作方式多样化,亦可能包括股权合作

如今本土银行的竞争力和地位难以撼动,外资银行已经很难发挥鲇鱼效应了。图/IC

《财经》记者 龚奕洁/文  袁满/编辑

继2018年10月正式放开外资银行投资中资银行股比限制后,“进一步放松或取消对外资银行准入门槛和业务范围方面的限制”的承诺,也在近日正式落地。

10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中外资银行在准入门槛、分行子行设立限制、业务范围限制、分行营运资金等方面政策得到放松。

“与5月份银保监会‘新开放12条’、9月份金融委‘国11条’的承诺相符,与预期一致。”一位外资银行资深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但具体吸引力,可能要看各家银行母行对中国市场的风险判断与业务规划。”

“相关规定有利于那些将中国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市场的银行。外资银行把握中国市场业务范围扩大这一机遇的步伐将受到其自身战略以及经济和体制因素的影响,例如中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穆迪副总裁、高级分析师万颖认为。

“在准入方面的宽松,对于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行影响不大。而更有利于吸引具有特色和专业优势、但资产规模较小的外国银行。对于已经在华的外资行,金融市场业务的参与资格是更受关注的领域。”一位外资银行高管告诉《财经》记者。

另据《财经》记者此前了解,外资银行对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表现出极大兴趣。此外,不少外资银行基于自身特长,还对资产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等特定领域范围表现出兴趣,而监管在相关业务领域的开放也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但多个领域的人士都预计,外资行进入中国的态度将审慎,而中国监管部门也表示“防范风险”是前提,因此总体节奏将比较平稳。

摩根士丹利金融分析师徐然亦指出,开放政策在落地过程中,既要防止出现玻璃门和旋转门,也要防止开放过于激进,而放松风险防控。

中国市场更加开放,最吸引外资行的在哪里?而外资行能否抓住开放的机遇,扩大在华业务?

外资行在华十余载

外资银行在近代进入中国,被称为“洋行”。但至抗战结束,新中国成立,仅有数家外资行在中国有业务。直至改革开放,也仅有少数外资行,以设立代表处的形式在境内开展外汇业务。2001年中国入世,开启了外资银行入华、及在华发展的新篇章。

2003年,原银监会颁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大量外资银行参股本土银行,助力本土银行,尤其是国有大行的股份制改造。2006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先后颁布,为外资银行入华展业提供了依据。

在最初的监管办法中,外资银行的准入门槛较高,此外,外资分行与子行的业务范围并不相同。分行仅能吸收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存款,而子行则与中资银行业务范围一致;子行可以承做银行卡业务,分行不能;此外对分行还有营运资金等的要求。简单说,子行可以做零售业务和批发业务,分行则只能做批发业务。

基于战略与需求的不同,不同外资行的展业路径不同。2007年,首批外资法人银行成立,包括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41家外资法人机构、116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51家代表处。

十年前中国市场初向外资银行开放时,曾被担忧为“狼来了”。但经历十年发展,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据银保监会数据,外资银行业在资本充足率、不良率等监管指标的表现上更加稳健,但在资产及盈利能力方面则难以与中资银行竞争。截至2019年上半年,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64%,而外资银行资产占比最高的一年是2007年放开之初。

也常有市场人士指责中国金融业开放来得有些晚了:外资机构对中国市场热情之时,限制颇多;当限制取消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不确实性加大,一些中小本土银行都面临着资产质量风险,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不尽如前。

前述资深银行业研究者表示,外资行在中国发展不足,完全归咎于监管限制也有所偏颇。事实上,母行决策机制、资源配置和战略偏好、海外各市场的多重监管叠加、本地客户服务竞争力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均是制掣外资银行发展的原因。

“从国际上一些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银行看,跑到其他国家主导所在国银行业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被外资银行所主导的国家,往往是自身银行体系非常落后和脆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前行长刘晓春曾在2017年撰文指出。

一位接近监管的研究人士也指出,外资占比显著提高的,多为小型国家(如新加坡),或者管理欠妥而金融市场频繁动荡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而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外资在金融业里发挥一定作用,但占比有限。

《财经》记者根据美联储数据测算,近些年美国银行业的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在10%的水平;根据日本央行的数据,日本外资银行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近年来稳定在4.5%左右,相较高峰期的6.6%也有所下降。

2019年上半年,刘晓春带队走访调研多家驻沪外资银行后撰文指出,在华外资银行发展较慢,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包括外资银行的决策机制和偏好与中国市场错位;中国客户对外资行及业务的信任度、认可度较低;外资银行面临人才流失;外资行在关税和社保代扣、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托管等方面存在障碍;监管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合规成本;排除在决策讨论与制订之外;缺乏与监管部门的统筹等多方面。

汇丰银行(中国)资产规模逾4千亿元人民币,为外资法人银行之冠,但体量至多与头部城商行比肩,与其资产规模约2.56万亿美元的母行相比,所受重视程度没有市场想象得大。

吸引力在何处

自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以来,中国金融开放提速,承诺预期逐步落地,备受瞩目。对于多数外资银行来说,开放政策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方面,取消外资机构入股一些中资机构的股比限制,使其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在准入和业务上更加开放,尤其是在投资市场放开。

但是据《财经》记者多方了解,外资银行对于加码中国市场的态度较为审慎。“具体吸引力,可能要看各家银行母行对中国市场的风险判断与业务规划。”一位外资行资深从业人士表示。

“相关规定有利于那些将中国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市场的银行。外资银行把握中国市场业务范围扩大这一机遇的步伐将受到自身战略以及经济和体制因素的影响,例如中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穆迪副总裁、高级分析师万颖认为。

但中国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从社会融资水平来看,尽管中国市场信贷增速放缓,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有很旺盛的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的需求。同时,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市场相对稳定,亦可提供避险投资的场景。

此外,根据麦肯锡《全球银行业报告(2018)》,2017年全球银行业平均ROE水平为9%,而中国银行业平均ROE水平为13.1%,高于多个市场。

“在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推出后,预计外资银行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市场的研究,对介入中国市场的时机和方式进行整体评估,并在进入节奏上继续保持平稳渐进态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在曾刚看来,对外开放政策的陆续出台将进一步提升外资银行在华发展信心,而外资银行可能会采取的策略包括: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业务,增持中资机构股份,加强与中资金融机构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等。

曾刚表示,外资银行可充分发挥其全球金融服务能力和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与中国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潜在可拓展的空间包括:服务中国“走出去”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的重大项目;根据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带重点项目的支持;境内外业务联动,针对中国的中高端个人客户,提供专业化、全球化、一站式的私人银行服务;申请发起设立或参股银行理财子公司,充分发挥外资银行在资管领域的业务优势,并以此作为零售业务拓展的突破口。

渣打银行方面就表示,未来将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债券市场开放、跨境贸易等进程,着力于畅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为包括国企、外企、私企和个人等各类客户提供优质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渣打银行总行副行长、董事总经理鲁静告诉《财经》记者,渣打一方面在研究取消股比可能带来的机会,另一方面非常关注资本市场的开放,尤其是去年以来在债券市场的开放,受到国外投资人很大的欢迎,包括“一带一路”主权国家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兴趣。渣打也将会在中国市场上取得的业务优势与 “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

放开股比限制在2018年已正式落地,增持中资银行股份也在预期之内。曾刚指出:“一方面,增资可使外资股东获得更多财务收益,相较于增加法人机构注册资本,增持国内银行能获得更高收益;另一方面,外资股东持股银行集中度普遍较低,外资股东通过增资可不断夯实控制权,甚至获得绝对控股地位。”

但外资银行对于财务或战略投资中资银行的态度也更为审慎,目前尚未有公开披露的交易。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一些中小银行确实在忙于引进外资股东作为战略投资者。比如重组改造中的股份制银行恒丰银行,除引进汇金外,其战略投资者也可能包括某一外资银行。

此外,以控股地位设立合资银行也是一个选项。今年3月份,北京银行(601169.SH)发布公告称,将与其多年大股东荷兰ING银行共同出资30亿元,设立合资银行,其中ING银行占比51%。

此前许多国际大行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他们来说,更为关注的是金融市场业务的参与资格。

过去十年间,银行间市场及资本市场逐步向外资银行开放。目前,汇丰、花旗、渣打和三菱日联为银行间市场一级交易商,即可以直接和央行成为交易对手。包括子行和分行,115家外资银行为可参与银行间同业拆借系统的成员,可发行同业存单等工具。

在债券承销资格和债券做市资格方面,摩根大通、渣打和汇丰是乙类国债承销团,可以参与记账式国债发行活动,进而可以向财政部直接承销国债。10月份的条例修改,允许外资银行“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此前只有渣打银行为上海市政府债承销商。

“国11条”中还提出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目前汇丰、渣打、摩根大通、法巴、花旗、德银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B类承销资质,但尚未有外资行获得银行间A类承销资格。据《财经》记者了解,渣打、汇丰等银行还在积极申请A类承销资格。

此外,2018年10月末,渣打银行中国子公司已成为首家获得国内基金托管牌照的外资银行,允许该行向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托管服务。未来可能有更多银行获得基金托管资质。

未来格局

与外资银行的审慎相对应的,是中资银行的淡然。来自中外的中国金融市场关注者一致认为,现在本土银行的竞争都很激烈,外资行开放对本土银行难以形成冲击。

“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规模、创新能力、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外资银行根本成不了鲶鱼。”刘晓春曾指出。

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外资行在投研能力、组织效率等方面仍有竞争力;且外资行有自己的业务禀赋和差异优势,可以和中资行在金融服务上实现错位竞争。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徐然表示,本土银行业竞争已然非常激烈,在许多业务上,不少银行的竞争力和地位难以撼动,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最有可能形成扩张的深水区是资管领域,尤其是在资管新规之后,市场投资更趋于规范,外资行的资管逻辑可能将有更多可与中资行竞争的空间。

《财经》记者此前从接近监管人士处亦了解到,外资银行对资产管理、金融科技、不良资产处置等特定领域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合作方式多样化,亦可能包括股权合作。

外资机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开放也有诸多阶段性进展。2016年,银保监会表示支持外资银行通过银登中心开展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试点业务;2017年中国对外宣布取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2018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允许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银行机构将其持有的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转让给境外银行等。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外资银行、外资秃鹫基金等积极参与中资不良资产处置,但是因为涉及到内债转外债,仍会受到外汇资本管制的影响。

而在资产管理领域,外资银行已经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对于资管和投资市场开放政策的关注以及参与的兴趣。已有外资行对设立或参股银行理财子公司表现兴趣,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对外资开放亦受到外资银行的关注。

事实上,中国银行理财业务最早是由2002年左右外资银行引入,但后来外资银行却错过了中国市场。多年过去,中国银行理财规模迅速膨胀突破30万亿元规模,但外资银行理财产品所占份额却极低。根据中国理财网披露的数据,截至2017年,外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占比仅为1.25%。

刘晓春曾在文章中指出,外资行受困于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合规约束,存在更高的风控偏好,面临一些机遇和变化时更趋审慎,譬如非标和资金池业务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此外,其极具优势的QDII类理财产品在次贷危机时期纷纷出现零收益、负收益,相关业务口碑自此一落千丈。

徐然告诉《财经》记者,此前外资行理财产品通常是净值化、非保本的理财产品,但国内银行纷纷出台更符合中国投资者偏好的保本型的预期收益类产品;而且分析、投资、定价的逻辑与中资市场不匹配,因此难以匹敌本地银行。

徐然还表示,自资管新规落地,未来资管产品的发展方向都是净值化、非保本产品,而且资本市场历经监管与规范,合规性也在向国际市场靠拢,这时候外资银行可能可以凭借成熟的经验和投研能力,争取竞争空间。但是中国本土的银行业等资管机构的投研能力也愈发优化,此外在产品分销渠道上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因此未来资管业,可能会成为中外资竞争的战场。

(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编辑:叶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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