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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疫情,药店生意现在都不好做

本文来源于《财经》 2020-07-17 21: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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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处方的医院,掐着药店命门,再多药企计划开药店也无法使这一市场红火起来

文 | 《财经》记者 辛颖

编辑 | 王小

两家上市医药公司牵手两年多后,宣布分道扬镳。

2020年7月7日,步长制药(603858.SH)公告,退出与九州通(600998.SH)一起成立的合资公司。他们曾携手进军连锁药店,可十年之约戛然而止,合作还没走过三年。

步长制药将持有的湖北步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下称“湖北步长九州通”)51%的股权转让给九州通。此次分手双方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对两家同样寻求转型的医药巨头来说,绝不是一次愉快的尝试。

决绝转身,步长制药公开了湖北步长九州通的惨淡业绩,2020年1月-3月收入0元,亏损106万元;2019年收入25万元,净利润亏损282万元。

何以分手?一位接近九州通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合作之初的预想是,九州通可以凭借步长制药丰富的医院资源,拓展药店业务。但是医院处方流出动力小,药店的生意不如预期,步长制药的医院资源也没有跟上。

患者手持医生开具的处方到医院外的药店去买药,借此切断医院与药企利益输送,不但是推动医改者所希望看到的,盯着的药企也不少。

恒瑞医药、正大天晴,以及向大健康消费转型的白云山等,纷纷试水。三大药品流通国企,国药控股、上海医药、华润医药也都在此领域布局。

7月15日,国家发改委等13部委联合发文鼓励互联网医疗,探索处方互认制度。新冠肺炎疫情下,在线问诊暴增,加速了处方外流,这让药店看上去越来越像一门红火的生意。

可现实不够理想。“扎堆投资后,大家很快就发现处方并没那么容易流出来。就算药房收益不理想,也少有人退出,这是大趋势,都不想错过风口。”康泰企业管理咨询零售药店部负责人陈军告诉《财经》记者。

疫情加速“分手”

随着步长制药的撤出,全国各地的“九步大药房”可能要改名换姓了。九州通也改变连锁药店发展计划,“我们暂时不定目标,做成一家发展一家”,九州通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前者是从西北起家的中药明星企业,拥有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和医院资源。后者是地处湖北的医药流通巨头,有着高效的物流管理和深入终端的药店资源。这段合作从一开始就引起关注,却也一波三折。

2017年12月1日,步长制药和九州通宣布联手进军医院药房托管业务。药房托管,类似“药房外包”,是医院将药房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交给医药公司。

这样做是为了应对“药品零差价”,这一规则要求医院按照进价卖药,不仅不能挣钱,还要承担药房的运营成本。因此,医院将药房“托管”出去才划算。“当初以为这是一次市场洗牌的机会,不能错过。”九州通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

然而,医院又想出一招——收取“托管费”,这有以药养医之嫌,于是药房托管还没有红火起来,就被监管层迅速叫停。

湖北步长九州通只能随着政策调整方向,转而做专业药房。专业药房更需要医院处方带动,客户主要是从医院分流,倾向于销售医院药房没有的药品,以及还没有被纳入医保的新药,多是针对慢性病、疑难杂症和特殊病。

湖北步长九州通最初的商业版图规划,就要覆盖全国31个省份。2018年9月,公布计划投资42家“九步大药房”,平均对每家药房投资不超过200万元,均持股60-70%。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降,2020年1月-3月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亏损106万元。并且,“随着这两年医保带量采购、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加强,政策对处方外流的驱动力已经不那么迫切了。”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俞卫对《财经》记者说。

截至目前,企查查数据显示,湖北步长九州通共投资成立21家“九布大药房”相关公司,其中有6家已经注销。

无论九步大药房的前景如何,九州通选择了留守。九州通相关负责人解释,“我们要迅速在一个城市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周边开设院边药店,整合当地的院外处方药品市场,因此前期主要是迅速开店及收购药店形成规模优势,暂时还未产生药品等经营收入。”

步长制药决定彻底抽身这项“尚未全面开展”的业务。对此,步长制药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暂不回应。

处方外流像“挤牙膏”

“没有医生的处方分流,很多DTP药房会垮掉。”一位广东药师说。

DTP(Direct to Patient)药房,是专业药房的一种,有的开在医院内,也有的在医院周边,患者凭处方购买。在处方外流火热的2018年,一间这样的药房一天能接待几十个病人,而其所依附的医院门诊,一天能有1000多病人,可见分流出医院药房的处方占比微乎其微。

“即便药企的营销团队非常强大,但处方外流是在动医院的利益,不是某个科室的医生就能左右。”陈军分析。

步长制药近两年销售费用均超过80亿元,2018年在Wind医疗健康版块高居第三位。但在零售业务的首次试水中,步长制药并未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布局零售多年的九州通,在2003年就成立好药师大药房,并在2010年转为线上B2C药店,专门设立处方药事业部,但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拓展一直缓慢。

明明现在医院卖药挣不了多少钱,为何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期待的处方外流浪潮?

公立医院不愿放出处方,是由于可通过其他形式从药品处获得收入。国家卫健委发展研究中心药物政策研究室主任傅鸿鹏此前对《财经》记者介绍,好处之一,可以长期占用的流动资金——占用药款。一家医院账上的占用药款可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这支撑了大量三甲医院、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等的扩建、发展。细细琢磨药品流通企业财报,无一例外应收账款多。

而“承担药房的运营成本,对大的三甲医院来说难度并不大,尤其是手术量大,可以医疗服务平衡总收入的医院来说。”一位药店行业从业者说。

尽管监管层的施压手段不断升级,处方外流却如同挤牙膏一般。

现在考核一家医院,药品销售收入不能超过总收入的30%,还有医保控费限制支付总额等,这让一部分处方开始往外流。更兼国家药品带量采购,明确约定公立医院的回款周期,不得拖欠。

这些措施已经略见成效。艾昆纬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零售处方药销售规模突破1300亿元,占零售药品销售近50%,同比增长6.9%。

疫情“引流”能否长久?

新冠疫情改变用户习惯。“疫情后去医院买药太麻烦,要提前几天网上预约挂号,门诊楼外排队快一个小时才能进去,各种登记、检测体温。”哈尔滨的王璐(化名)6月在医院经历了一次漫长排队之后,决定改去药店买高血压药。

然而,随着公立医院逐步恢复问诊,有多少顾客能够沉淀下来?

“同一种药,医院卖的进口原研药,有医保报销一片约1元。家门口的药店不能用医保报销,还是国产仿制药,一片是1.2元”,王璐想等过一阵医院防控措施简化了,再回医院买药。

药店的药价一度比医院还贵。随着第二轮国家带量采购药品落地,相关品种平均降价幅度达到53%。

“药店也想跟进降价,可是拿不到同样低的进货价,反而流失了一部分顾客。”武汉市一位连锁药店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大品牌连锁药店开始显现优势,部分供应商同意区域降价。自2019年底,一心堂、老百姓大药房、大参林等连锁药店宣布带量采购品种价格下调,实现与医院“同药同价”。

带量采购产生的影响只是短期,且品种有限。“药店老板们对带量采购等政策还有期待,希望短期的利益折损,能够等到这一轮医改带来医药分开,迎来宽广的处方外流市场。”陈军说。

在武汉疫情最紧迫时,曾紧急授权100家重症慢病定点零售药店(下称“定点药店”)为医保试点药店。定点药店可以买到通常只允许在医院销售的药品,且医保报销,在特殊时期负责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乙肝等病人的用药。7月1日试点结束。

“在国外,很多药店也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病人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转诊等。”傅鸿鹏对《财经》记者说,处方药具有高风险性,需要提供药事服务,引导患者合理用药。如慢病患者用药,需根据病情动态调整,这需要成熟的药师队伍。

在取消定点药店试点后,武汉市计划同步将门诊重症慢病用药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武汉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举能推动慢病人群适应分级诊疗,在配药问题上不再形成去三级医院就诊的习惯,至少能将基层的开药门诊做实。

破除壁垒的技术方案被寄予互联网医疗。以疫情为契机被快速打通的医保线上支付,已经在湖北、北京、深圳、浙江等多个省市落地,借线上问诊实现电子处方流转出医院又多一分筹码。

“其实打破人们对线上问诊的认知壁垒是最难的,既包括普通患者和医生的认知,也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疫情是一次机会。”一位资深互联网医疗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如银川市,此前曾为互联网医院开通医保支付,但是由于用户习惯、报销比例、操作流程等问题,并没有因此产生超规模的用户增长。

7月15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测试版本上线。多地尝试过类似的处方共享平台,患者在医院看病后可凭借电子处方到药店取药。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7月,福州市的区域互联网医院平台上线,就实现患者诊疗信息数据共享,包括所有诊疗、用药等情,账号互通、余额共用。不过其覆盖的机构仍然是公立医院,包括37家市县属医院及174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慢病患者在社区取药,也可以有医生问诊,处方流向药店的驱动力确实不强。但随着医院收入与药品的利益挂钩切断,这个巨大的市场还是留给企业很多机会。”俞卫说。

(张利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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