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 | 王延春

关税正冲击全球预期。全球产业链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波动和不确定时代，这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

3月，外国企业家密集来华。

苹果公司CEO（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现身北京。他和中国娱乐经纪人杨天真在景山公园交谈、漫步，用苹果手机自拍，到三里屯餐厅吃饭被接连偶遇。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罕见地到访中国，先是和高通公司总裁安蒙一道拜访了雷军的小米汽车工厂，接着又参观了比亚迪公司的深圳总部。

库克和李在镕都是为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DF）而来。春节期间，Deespseek横空出世，电影《哪吒》票房高歌猛进，中国资产再次迎来重估时刻。3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上，全球企业界、资本界、学术界多位人士出席。他们希望获取中国政策的最新动向。尤其是，中国刺激国内消费的决心有多大？中国将如何应对关税战？

CDF召开之时，美国尚未公布4月2日“对等关税”的细节政策——在今年加征20%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再加征34%的关税；此外对进口自英国、澳大利亚、巴西、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的商品均征收10%的关税，对欧盟商品征收20%的关税，对日本商品征收24%的关税，对韩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越南商品征收46%的关税，对柬埔寨商品征收49%的关税……美东时间4月2日，美方公布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

是否继续加注中国？美国加高关税以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能否通过谈判取得缓和空间？人工智能产业有哪些投资机遇、又面临哪些失控风险？不断攀升的关税壁垒成为笼罩全球经济的阴霾，但城堡投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格里芬在CDF说，“毫无疑问，比去年更加乐观，我感到更多的信心、感到激励。很多人都看到未来更有前途了。跟去年相比，人们都更有信心。”

美国两大消费品企业——雅诗兰黛和手握COACH品牌的泰佩思琦，首次由全球总裁级代表参会。前者宣布2026年在海南开设一个配送中心，后者明确表示接下来3至5年将在中国加码门店布局。奈杰尔·克拉克上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后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今年是蛇年，象征着焕发新生、脱胎换骨。考虑到环境正在迅速变化，这一象征恰如其分。”

关税壁垒加高，全球产业链版图将如何改写？

关税正冲击全球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指出，全球的产业链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波动和不确定的时代，自2000年以来，全球产业链已经历了三次重大重置。第一次重置发生在2011年，由日本地震和泰国洪灾引发，促使全球企业重新评估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

第二次重置出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时期，其“小院高墙”政策和科技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宣布美国要执行产业政策、不再遵循《华盛顿共识》以后，导致全球产业链进一步碎片化。第三次重置即“特朗普2.0”时期。朱民表示，高关税在根本上改变了产业链的地理位置和配置问题。 “特朗普2.0”更大的冲击在于不确定性。

朱民认为，这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特别是自从沙利文宣布美国要推行产业政策后，全球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从2023年年初不到100项上升到了2000项，各国都纷纷采取产业政策。

美方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高关税可能根本上改变产业链的地理位置和配置。而所谓的“对等”不只是关税对等，还包括国内税收、国内市场、资本市场开放、资金流动约束对等。

在CDF，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仑说，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在海外雇用了5万多名海外的员工，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350多个机构，国际业务占到集团业务的40%。涉及能源、冶金、汽车，也包括农业机械、纺织机械，以及工厂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

然而，不确定性是长期资本和业务规划的巨大障碍。“现在我们不得不在成本、效率和安全、韧性方面进行平衡，包括一些标准、地缘政治、关税的考量。”张晓仑说，现在确确实实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已经严重影响了全球化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公司业务的持续和稳定。

“我们需要长期的确定性才能够更好地部署未来的投资。”托克集团董事会执行主席卫杰明说，托克集团在150多个国家都有业务布局，去年全球的业务收入大概在2400亿美元。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李瑞麟判断，全球贸易的结构性变化将从根本上重塑未来数十年的供应链的版图。像半导体、消费电子产品还有汽车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美国公司的利润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中国和“全球南方”的贸易据预测将会在2035年增加1.5万亿，可能就不再那么依赖于西方市场了。重新工业化是一个全世界各地可能都会出现的趋势，也包括在欧洲。

“全球产业链的核心是成本最低化、效率最高化。进入2025年后，全球产业链企业的重构和并购滞缓，大型企业的长期投资滞缓。原因很简单，不确定性是如此巨大，长期投资者都需要观望。”朱民说，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为2.7%，远远低于2008年以前全球3.5%的增速。但亚洲的新兴国家将继续保持4.7%-4.8%增长，还是强增长，产业链的成长和扩张也是重要力量。

许多外企依然看好中国市场。英特宜家集团首席执行官阳森瑞说，宜家有87年历史，在中国经营超过60年，宜家不担心下一个季度或者明年的表现，都是以几十年为考虑，是一个有长期思维的企业。今天宜家在全球销售的25%的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宜家有自己的工厂，也和中国超过300多家的供应商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想的是未来的60年。”

“产业和产业之间、政府和产业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其实都需要合作，以消除这些巨大的不确定性，来帮助企业在商业的层面上能做出新的产业链的重置成本的决定。”朱民说。

美国AI投资是中国4倍，扩大生产不再扩大就业

贝恩公司全球董事会主席、总裁、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德·福瑟在CDF预计，全球AI市场到2027年将高达万亿美元。

北京智源研究院创始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张宏江表示，DeepSeek的核心优势在于高性能、高效（成本低）、开源。用OpenAI定义的五个层次的智能，今天我们已经站稳了第二层次，再往第三个层次走，就是智能体。大模型开始思考了，不仅是有预训练模型的快思考，而且有了思考链这种慢思考。“不光是授人以鱼，而且让人们知道鱼好吃，而且造成了他的饥饿感。”

张宏江表示，中国的另一款产品Manus，是通用的智能体，把各方面的垂直智能体结合到一起，它知道什么时候用哪个智能体。“我们今天确实走到了未来的前夜，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自主智能的世界，意味着机器开始能够自我思考、自我规划，开始能够自己指挥自己的行动。”

采埃孚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柯皓哲在CDF介绍，采埃孚集团的AI应用已经涵盖三方面。一是重塑出行，比如自动驾驶、动力控制，以AI为基础的软件，能够不断学习转向、刹车等等。二是制造和供应链管理，AI甚至开始预测一些需求的变化。三是AI改变技术开发的方式，采埃孚集团应用AI能将软件开发的效率提升15%～30%，节省下许多写代码的时间。

毕马威全球主席、首席执行官比尔·托马斯表示，AI究竟会如何改变世界，坦白讲，尚无定论，现在很难预测。但AI变革有可能致使部分国家或地区掉队，进而因基础设施与人才的短缺加剧数字鸿沟。高速网络、可再生能源、数据中心以及知识枢纽等等，这些投资应当被视作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工程，就如同过去人们对电网、铁路或者是高速公路所进行的投资一样重要。

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韩慕睿在CDF表示，全球范围内正掀起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它们将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持，需要大量的铜。预计到2050年，仅数据中心对铜的需求就将增加6倍，从现在的每年约50万吨攀升至每年近300万吨。预计未来十年全球铜供应缺口将达到1000万吨。到2034年的十年间，铜矿开采需要1.8万亿元人民币的增长资本支出。

AI被寄予振兴经济的厚望。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表示，今后十年，AI也是投资风口。但中国的AI投资规模跟美国相比还差很多。根据CBInsights的统计，美国创业投资机构2023在AI方面的投资是400亿美元，2024年是760亿美元，按照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在2023年的融资规模大约是105亿美元，2024年是140亿美元，中美相差约4倍。

邝子平介绍，美国大企业已有不少宣布了2025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亚马逊1000亿美元，微软800亿美元，谷歌750亿美元，Meta 650亿美元，OpenAI 联合软银、甲骨文的“星际之门”准备未来几年投入5000亿美元；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已经宣布或市场推测的投入分别是：阿里巴巴未来3年为3800亿元人民币，约合520亿美元，市场猜测字节跳动约为200亿美元一年，市场估计腾讯为150亿美元一年——这些数字远远小于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投入规模。

“现在西方也有很多很好的AI投资机会，所以也许资本会放弃中国。但市场变化很快，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很多的全球投资者很快就会想在中国的AI市场进行投资。”邝子平说。

AI的发展亦有隐忧。城堡投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肯·格里芬表示，当人们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中文、英文、西班牙语，译者就会失业。随着人工智能的高歌猛进，很多人可能会失去工作。因此必须教育年轻人能够成为终身的学习者，让他们能够应对这些巨大的变化。

剑桥大学特聘研究员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同时提醒，AI是一个智能体，具有主体性，并不是人类手中的工具。不只是自动化，它还必须有能力去自己学习、自己改变、自己做出决定，还要自己发明新的想法。以后AI如果能够发明新的军事战略、金融战略、新的武器、新的货币甚至新的意识形态或者新的宗教呢？人类之间相互信任很不容易，但是似乎却很容易轻信AI。

赫拉利说，在开发超级智能的AI前，人类之间需要建立更多的信任。“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认为，如果要变强，就是谁也别相信，而且跟别人都不要有关系，这个其实不可能的。”比如中国在几千年来为世界贡献了儒家思想、茶、围棋、火药、印刷术。同样也从外部接受了很多东西，如果一个民族只接受本国自己的东西的话，我们的生活将非常贫乏，甚至难以维持。

“如果（中美）这两个国家都自己做自己的，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互的不信任和误解，这对技术的发展不好，对AI的安全发展也不好。”邝子平说。

全球秩序正经历一场“地震”，中国怎么做？

“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可能失去十年发展成果的风险。”在首日举行的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论坛上，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安娜·比耶德先是发出了警告。

安娜·比耶德说，全球贸易政策转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债务高企，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和严重。随之而来的，人们信心减弱、投资和消费放缓。今天的108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有望在一代人或者两三代人的时间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加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经济增长每损失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数就会增加1亿人。”对此，安娜·比耶德提出的建议包括，重振生产率增长；促进私人投资；应对人口老龄化，尤其东亚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此外，管理颠覆性技术的影响，这将影响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低技能工人。

另一场论坛上，柏林全球对话创始人兼主席、欧洲管理技术学院教授拉尔斯·亨德里克·罗勒重申了捍卫既有国际组织的重要价值。他说，确保多边机构不受到破坏，这非常重要。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要让他们有更多资金、在不同问题上都能够发声，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秩序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地震”，国际法或是国际经贸规则会遭到破坏，但挑战和机遇也是并存的。中国可以超越短期利润的最大化，制定一个可持续需求刺激的规划。但所谓的“总需求”，不光是要将目光投向消费能力，还应该包括促进环境、经济和社会等若干方面在内的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建议中国，以福祉为中心进行公共投资。在地球自然资源的极限之内，不仅是增加物质财富，更多要向环境、健康和教育进行投资。此外，提高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占比；加大对创新的投资，包括对大学的投资。“现在美国科学经费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是在减少的，美国大学也是如此。这反而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好的时期和机遇。”斯蒂格利茨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CDF表示，目前对稳增长来说，消费比投资更重要，需要用过去抓投资的力度和投入抓消费。比如拿出5000亿元刺激资金用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将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由200多元增加到400多元。这对短期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更好。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目前中国出台这一揽子提振消费的政策，绝不能是简单的应急之策，而是固本之基。消费增速放缓、消费率过低，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促消费或是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需要实施的战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激励体系的构建。这涉及消费税的下沉改革，也涉及如何在地方政府考评体系和规划体系中加大消费类指标、民生类指标的比重。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在CDF谈及，阿根廷、越南、美国……不只是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改革。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改革的竞争。中国已经进入技术引领经济发展的阶段，建议在上海、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甚至西安等有条件的地方，组建科创特区，对技术落地适度监管，对地方官员考核适度松绑。要为真正的“专精特新”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当下，全球经济与贸易环境仍处于剧烈震动中。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列出数据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停滞，而是一种新的方式在展开。“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化重要力量，2002年—2022年的20年实践中，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由接近20%提高到40.4%，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出口占比也由29.7%提升到45.1%。中国经济依然是推动全球化重要的力量。

“中国正在从中低端的加工制造基地，转向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方。”王一鸣建议，中国继续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