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财经》杂志　作者 | 《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 | 苏琦  

对证据存疑的案件，实践中存在既不作有罪判决，也不作无罪处理。而是疑罪从挂，将案件搁置悬置

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启动第四次修改。

2026年11月2日至11月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初次上会提请审议。随后，修正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共55条，主要修改内容聚焦在完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完善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完善司法执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完善涉外刑事诉讼制度。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接受《财经》专访，分析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亮点，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陈卫东研究刑事诉讼法超过40年，全程参与1996年、2012年、2018年、2026年历次刑诉法修改。在这40年里，陈卫东观察到刑事诉讼立法不断完善，司法公正度不断提升，并期待刑事诉讼立法进一步保障刑事司法良善、规范运行。

轻罪时代，治理思路需调整

《财经》：2012年刑诉法“大修”时曾引起热议，当时你参与立法论证，曾向有关部门提出实践中存在刑讯逼供、律师辩护难、证人不出庭和羁押率高四方面的主要问题。现在，这些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陈卫东：其中三个问题有所解决，虽然依然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远不如过去突出。

针对刑讯逼供现象，2012年修法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当予以排除。同时侦查部门改革讯问方式，明确犯罪嫌疑人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进行，并规定部分案件讯问应全程录音录像，有效保障讯问合法性，刑讯逼供现象大幅减少。尽管仍存在冻、饿、晒、烤等变相手段，司法实践中也有提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但这些已不构成主要问题。

律师辩护权方面，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律师值班制度。司法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律师辩护权利保障，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律师辩护权利的保障得到显著提升。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依然存在，但已得到明显缓解。

羁押率高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2012年修法确立了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持续推进“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检察机关对逮捕条件严格把关，诉前羁押率显著下降。

最高检察院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审前羁押率从2000年96.8%下降到2020年的50.12%，2022年诉前羁押率降至26.7%。

当前，最大的难题是证人出庭问题，这是困扰刑事司法实践几十年的难题。

《财经》：这些年，刑事司法又面临新形势，出现哪些新的现象？

陈卫东：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提出，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等。

决定指明了改革的方向。目前，如何进一步理顺执法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如何更好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特别是针对财产的强制措施，如何进一步完善二审开庭，如何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如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另外，司法实践中也出现新情况。2018年刑诉法修改，正式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大范围适用，超出了立法预期，目前已演变成整个中国刑事诉讼的主要样态。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比例大幅攀升。

很多刑事案件定罪，实质上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就基本确定，法院基本采纳量刑建议进行判决。这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如何确保在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环节形成定罪和量刑的平等协商，如何充分尊重辩护人的意见？如何将量刑建议与法院依法审理相结合，法院是否对量刑建议予以全部采纳？

《财经》：社会发展的哪些变化，也对立法产生影响？

陈卫东：近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生巨大变化。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央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不同，直接承接宪法关于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定，规范公检法机关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因此常被称为“小宪法”。在此背景下，刑事诉讼法是否完备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年，我国刑事犯罪形势和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经过各方面综合治理，治安状况大幅好转。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如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比例大幅下滑，这一成效在全球范围内有目共睹。随之而来的是，危险驾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和盗窃等轻微案件上升，轻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大幅攀升。案件办理模式随之转变，大量案件采取快速简易审理方式，酌定不起诉案件的比例上升，法院判决免予刑罚和适用缓刑的比例上升。相应地，社区矫正的适用也随之扩大。

据2025年刑事检察白皮书，轻微犯罪占全部审结人数的85.2%；而2000年时，判处不满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为53.9%。

在轻罪时代，治理思路需要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治理形势。

“指居”限缩，一般案件刑拘上限37天拟下调至27天

《财经》：自11月6日起，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你如何看待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陈卫东：2023年9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发布，其中刑事诉讼法修改被纳入第一类项目，属于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今年11 月 2 日，草案初次上会审议，正式进入立法审议阶段。我认为这非常及时且有必要。

在新时代全面建设法治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完善这部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恰逢其时。

全国人大法工委高度重视刑事诉讼法修改，开展了大量调研访谈，听取了公检法机关、专家学者的意见。此次修正案草案几易其稿，我参与了其中的论证。

《财经》：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哪些亮点？

陈卫东：这次修正案草案有许多亮点，值得肯定。例如，草案在刑事诉讼基本原则部分，新增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条规定，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意义。基本原则部分，还新增禁止有罪推定。

在强制措施方面，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下称“指居”）均有所调整。特别是草案压缩并限定了“指居”的适用范围。草案拟删除“无固定住处”可适用“指居”的情形，同时保留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住处执行有碍侦查的，可适用“指居”的情形。这有利于解决实践中被诟病的“指居”乱象，进一步规范司法权力运行，提高司法公信力。

根据现行规定，拘留可延长至30日外加审查批捕7日，合计最长37天的羁押期限。此次草案修改，拟缩短延长拘留的时间，对一般的刑事案件（除案情重大的集团犯罪、跨境犯罪、经济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重大嫌疑人），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延长至20日。

在辩护权保障方面，草案回应了律师长期反映较多的委托难、“占坑辩护”等问题。

此次，修法的重点在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及其处置方面，草案对此着墨较多，作了较丰富的完善，这些规定都很有现实针对性。

《财经》：这次修法在总则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之后，增加“禁止有罪推定”。一些学者认为，应明确规定“无罪推定”。你如何看待表述上的分歧？

陈卫东：提交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说明指出，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制度和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的精神，进一步明确禁止有罪推定。

禁止有罪推定，与明确无罪推定，我认为两者不能简单等同。

禁止有罪推定是一项执法职责或义务，要求办案机关不得带着有罪的预设取证和审查事实，但这并不等同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石之一，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确保审判的公正性。按照无罪推定原则，任何被指控有罪的人，在未依法证实有罪前，当事人有权被视为无罪。

无罪推定的核心包含“疑罪从无”。只是明确禁止有罪推定，并不代表已实现无罪推定。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对证据存疑的案件，既不作有罪判决，也不作无罪处理，而是疑罪从挂，将案件搁置悬置。

在刑诉法的基本原则中，我认为还缺少一个核心原则。刑诉法是程序法，核心根基正当程序原则。我国刑诉法虽有相关规范，但尚未在基本原则层面确立这项原则，这次修法应当将其写入，强调办案不仅要实现实体公正，还要实现程序公正。正当程序原则暗含另一层含义，程序违法将受到制裁后果。刑诉法在实践中执行不力，核心原因在于程序违法缺乏刚性的程序性制裁，违法成本较低。

认罪认罚案件占比约85%

《财经》：前面你提到证人出庭难的老问题，这次修法亦对此作出一些调整。草案说明指出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完善证人出庭制度。您认为实施中仍会出现哪些落差？

陈卫东：证人出庭率长期偏低，是以审判为中心制度落地中的障碍之一。

证人不出庭，导致法庭上大量宣读侦查期间获取的证言笔录，再加上被告人口供笔录等，庭审实际上演变为对书面材料的确认，定案依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证人未出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对质权也因此受限。而刑事司法强调司法的亲历性、对质原则，以及查明事实的保障机制。

2012年修法时，立法机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的三个条件，强调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实践中被追诉方申请证人出庭，通常情况下，法院以“无必要”为由拒绝证人出庭。

至今历经14年，实践表明仍没有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目前，未见到全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的公开数据。一些学者的调研显示，一些地方证人出庭率不足1%。

证人出庭，证言可能当庭改变，还涉及如何保护证人，支付证人出庭费用等，甚至案件审理可能因此拖延，影响及时结案，但这关系到以审判为中心的推进。

这次，草案仍然保留现行法律规定的“法院认为有必要”这一要件，把证人是否出庭的最终决定权留在法庭，证人出庭率偏低的问题恐怕难以真正改变。在案件尚未开庭前，如何判断是否“有必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财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这次修法亦有涉及。你如何看待此次相关的调整，你关心的一些问题能否得到回应？

陈卫东：当前认罪认罚案件占比约85%，一些地区甚至超过90%。2026年3月，最高检察院的数据显示，84.8%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自愿认罪认罚，一审服判率96.9%。

认罪认罚案件，如何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自愿性，这是关键。本次修法，完善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审查，增加规定签署具结书过程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明确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意见。

法院的审查重点局限于具结书签署是否属实、签署程序是否合法，即形式层面的真实性、合法性，并不是对案件实体事实、全案证据开展实质审查。案件签署具结书之后，庭审大多适用速裁或者简易程序，法庭辩论环节基本缺失，近九成案件就此完成定罪。被告人如果反悔、提起上诉，检察机关往往随即提起抗诉。

我过去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支持者，现在开始反思实践中出现的“异化”。实践中，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后，嫌疑人必须接受该刑期才算认罚，不接受就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有的案件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辩护律师完全不知情。

因此，核心的难题是，审查起诉签署具结书阶段，如何保障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自愿性，如何保障辩护律师实质参与，而不是由检察官单方面决定。

现行法律还规定，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量刑建议。我认为需要厘清，量刑建议在什么情况下具备“一般应当采纳”的效力。建议建立特定的程序，使检察官跟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进行有效的认罪认罚沟通，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发表量刑意见。另外，不宜提倡量刑建议的具体化，应当以幅度刑为原则，给法院的审理和辩护提供空间。

遏制趋利性执法，建议增设管辖权异议

《财经》：关于此次修法，你有哪些建议？

陈卫东：刑事诉讼法1979年通过时有条文164条，1996 年修改增加到 225 条，新增61条。2012年修改增至 290 条，新增65条。2018年作部分修改，从290条增加到308条。目前草案改动共65处，其中新增条文16个，增加的条文数量对比历次修改显得过少，一些尚未涉及的原则、制度和程序理应增补。我期待，修法幅度进一步扩大，刑诉法仍有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的空间。

除2018年刑诉法部分修改外，我国刑诉法修法频率一般是十五六年一次。目前的法律，如何满足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社会需求、司法机关办案需要和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应进行充分考量。值此修法之际，我期待进一步解放思想，尽力把刑诉法修改到位。

管辖制度在现在实践中乱象丛生。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此前引起热议的“远洋捕捞”，根源之一就是管辖不规范。目前指定管辖缺乏明确法定事由，随意设置管辖连接点。刑事案件的当事人遭遇违规管辖，缺乏救济渠道，建议增设管辖权异议制度。

证据是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基础，此次修改基本未涉及证据制度。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报告类证据、大数据证据，立法也没有予以确认。如果不明确规定，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规制。

在刑事立案中，应强化检察院的立案监督权，从过去的应立而不立扩充到不应立而立的监督。在侦查程序中，进一步厘清技术侦查与网络侦查和大数据侦查的边界，并调整网络侦查和大数据侦查的内涵界定，及这些作为定案根据时的区分。完善不起诉制度，适当增加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进一步加强审查起诉的实质化，强调公诉审查不能停留在书面卷宗，而要还原侦查的必要行为，包括勘验现场、走访证人、重新鉴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以加强对案件的进一步把关。

一审除证人出庭问题，一些案件的分案与并案审理也值得重视。目前涉众型犯罪较多，被告人人数众多，在适用分案或并案审时应有明确的规定。

最后是，审判监督程序。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申诉难度较大，启动再审难，这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国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极低。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时，当事人缺少有效的纠错渠道。此前的聂树斌案就是典型，如果案件始终在当地审理，很难得到纠正，最终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异地再审得以改判。建议完善审判监督程序，落实宪法赋予的申诉权，对申诉确立异地审查原则。

《财经》：此前，你曾进行多项实证与调研研究，如羁押场所巡视制度试点和认罪认罚从宽试点评估，指居场所的调研等，关注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情况。现在，你还关心哪些现实问题？

陈卫东：关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11月8日下午，我又接到了一封邮件，写信人自称为“青岛小伙”。青岛小伙在信中写道，11月2日提请审议的刑诉法四修草案，没有涉及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问题，因此询问，这是“暂时搁置”，还是通过其他立法方式落实，近期该制度有何动态？

青岛小伙发来的邮件，告诉我他们这个群体生活很困难，这让我心里很不平静。这两年，我接到大量类似邮件，我深有感慨。例如，一个年轻人没有结婚前因为轻微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后来结婚生子，孩子也要承受后果，将来考公和政审可能受到影响，这实在不公平。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施中会严格限定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我认为，不能因为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就将此搁置。

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制度，它体现了轻罪治理时代的司法文明和司法人性化。